 日志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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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令古老花都热泪飞如雨的同时，还在东方古国，令不少人的心里乐开花。一些人勾起从前圆明园被焚毁遭洗劫的伤心事，以当时法国是其罪犯之一为由，将今日巴黎新火与昔时北京旧火关联起来，认定是天道轮回的一种因果报应。 如此欢乐虽然颇有声势，却多沉淀于社会底层，多家官媒先后表态，不赞成这种貌似凛然爱国实则偏激民粹的认知，不以为今日法国应为昔日法国的过失担责。官媒的立场显然更具理性，更可代表主流民意。但官媒的声音却也以不言而喻的逻辑作出一个事实和价值判断，便是当年法国人的确犯下了罪过，这个罪过也必须受到谴责，只不过不必此刻借题发挥，以幸灾乐祸来作表达而已。 对于圆明园的历史悲剧，当时法国当然难脱罪责。毕竟这事发生在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期间，毕竟法国军人也真参与了对于圆明园的抢劫。对于其强盗行径的谴责，没有谁能比维克多雨果更令国人解气了。作为法兰西国宝级的大作家，对本国军入在遥远东方的犯罪行为绝不护短，如此胸襟实在令人景仰。 但我们在赞美雨果的同时，也应看到，雨果本人远在巴黎，从未来过中国，对于当时北京以及圆明园发生的事，所依据的都是二手材料，有关指责应该只是基于人文情怀的道义宣判，设想雨果做了大法官，相信他一定乐意去了解更多细节，以便能从司法层面更准确地给嫌犯定罪。 比如，法官办案，少不了要追究犯罪动机。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英法联军之所以焚烧并洗劫圆明园，是对清廷将己方多名谈判使节无端收押下狱，残酷折磨致死的报复，要是此说属实，雨果可不可能予以采纳？ 就算是不接受动机上的事出有因，认定嫌犯之所以犯罪，只因天性坏到彻底，但就犯罪过程看，难道从头至尾都是赤裸裸的兽性发泄吗？雨果会不会也有心从中寻找一点稍可原宥的情节？ 也是凑巧，就在这两天，本人随便翻书，无意中读到晚清王闿运和徐树钧等人的一些文字，感觉对于厘清罪犯的犯罪性质和相关罪责不无帮助。 王闿运，生于一八三三年，卒于一九一六年，晚清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当代大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治文学史都给予特别关注的人物。其在圆明园蒙难时二十七岁，正当年富力壮，对于当时局势消息应该绝无闭塞。所作七言长诗《圆明园词》，共一百二十六句，八百八十二字，规模胜过唐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说尽圆明园的前世今生。作者诗成后，唯恐后人难解，于每一句下都细加注释。例如，形容一八六〇年劫难的两句为：“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 只这十四个字看不出什么，相关自注却大有可究： “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 以上虽是文言，但文意浅白，相信中学差生也都不难看懂，被称作夷人的英法联军，来到圆明园门口，原也是守规矩，未敢轻易侵犯的，只因“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冒了夷人的名义放火，这才导致了夷人的趁火打劫。 倘说王闿运的说法只是孤例，还可以同时人徐树钧的文字作为旁证。徐树钧，生于一八四二年，卒于一九一〇年，与王闿运的不同处是还做过清廷高官，其在为王闿运此诗所作的序中，关于同一劫难的描述是： （咸丰）“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园居，闻夷骑至通州，仓卒率后嫔幸热河，道路初无供帐，途出密云，御食豆乳麦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帅叩东便门，或有闭城者，闻炮而开，王公请和，和议将定。十九日，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将起，环问守卫禁兵，无一在者，乃自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发，三昼夜不熄，非独我无官府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 这段文字较之王文，除了多出咸丰帝如何闻风而逃热河一段之外，还可读到三个事实：一是当夷人来到圆明园门口时，并未即刻胡作非为的缘故，是被奉命留守的管园大臣文丰所制止。这一点，可知文丰起初管园有功，也可见夷人还算讲理。二是文丰知奸民将起，发现身边一个禁兵都没有之后，遂绝望“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抢劫，（才有）夷人从之”。由此可知文丰之投水死，是无奈于奸民，而非困于夷人。三是（凡此种种犯罪）“非独我无官府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这里的意思，是说英法联军的首领对于手下人的行为也不知情，由此至少可知不是其刻意组织的结果。 要是王徐两人的说法属实，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本身，诚然还是不可诿罪，但将圆明园的被焚毁和遭洗劫悉数归罪于他们，显然也不妥的，这些夷人也就是司法意义上的从犯而已，主犯当然是“贵族穷者”及所从“奸民”。 不厘清主犯和从犯的区别，便不符合时下司法宣传最强调的量刑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再说远一点，如果进一步追责，那位颟顸理国惹出祸事后只知溜之大吉的咸丰帝，同样难辞其咎。其身居九重之高时，视一统江山为自己的家天下，视脚下万民都是蚁民，只是想必没有料到，这些貌似恭顺的蚁民，从未将你的家视如自己的家来保卫，反而是但有机会便成奸民，要将你家的财物搬回自己的家去。可知这看似铜墙铁壁金瓯永固的专制帝国，其实就是一个纸糊的笑话。 王闿运与徐树钧作为当时名流，论学识教养都是著名文化人，政治信仰应该也都是爱国者，而绝不是后世所谓的带路党，不可能设想他们会出于何种私利，为夷人脱罪而怪罪于国人。如果他们的说法都不可信，煌煌青史恐怕就只剩下虚无，不知还有什么可以让人相信。 从法国大作家指责本国军入为盗，到中国大诗人指控本国臣民犯奸，剧情反转太迅猛，忠贞爱国的人们脸上或许挂不住了。但我们仔细想想，却也不觉伤了自尊。雨果的坦诚直言来自公正人文情怀，王闿运等人的秉笔直书出于赤诚家国情怀，两种情怀都基于真实的人性，只有真实的人性才有意愿去追求和把握真实的历史，从这个意义而言，王闿运等人与雨果同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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