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志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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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庆历三年，亦即公元1043年，八岁的苏轼始上小学，实龄则为六岁，也就时下儿童上学的年龄。苏轼或也早慧，却未早读，让望子成龙急切的家长失望了。 先生是眉山一位名叫张易简的道士，学堂在当地的天庆观北极院，从地名看就是一所道观。张道士居然收徒甚多，按苏轼说“常百人”。一面问道修行，一面做孩子王，怎么忙得过来？或许世人都道神仙好，奈何仙界太缥缈，故而开课授徒，得些束脩补贴日用也未可知。 苏轼父母也有学问，子弟发蒙读书，还是在外延请师父，是自古以来的教育理念。现在颇有人不信任外面的学校，将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教，实在可从这里讨到教益。而张道士虽然业余办学，教学质量想是不错的。苏轼在其座下“盖从之三年”。要是张老师没有两刷子，苏洵和程夫人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如此长时间所托非人。 时下网络上，有人轻蔑别人的文字，爱笑为体育老师所教。想想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就运动员出身，可知并非体育老师就一定无文。只不过，体育老师教的语文，不肯定具备彪悍的体魄，受教于道士读书，却易养成道骨仙风。苏轼一生都爱与道士交往，一块坐而论道，应与幼年师从道士不无关系，直到六十三岁谪居海南，为广州道士何德顺作《众妙堂记》时，犹自梦回天庆观，听张老师解说《道德经》。 苏轼必也那时就显出天赋异禀了，因此张道士的朋友矮道士李伯祥赞叹：“此郎君贵人也。”但其所以贵，应该还不是对于道教宏旨的领悟。只比追随师傅悟道修行，同学陈太初更有成就，后来也做了道士，羽化登仙后，苏轼还为其做了《陈太初尸解》一文。李伯祥当然是更看好苏轼在红尘世界的前途。而苏轼虽于李伯祥的“贵人”说，称“不知其何以知之。”而这位矮道士之眼光独到，下面的故事一定就是依据之一： 是在苏轼从张道士读书不久，有从京城来的士人，拿了官任国子直讲的山东人石介写的《庆历盛德诗》给老师看。平心说，其远不算一流文字，无非作为文臣，赞美仁宗皇帝圣明，能行德政，善任贤臣而已。却就在老师阅读此文时，苏轼一旁窃观，就记住其中不少文句，并向老师发问，诗中所赞的十一人都什么人？老师回答：小孩子哪用知道这些？苏轼说：如果他们是天上人，我不敢知道，如果也是世间人，知道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老师刮目相看，作了认真解答，并称十一人中的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为当时豪杰。这事为四十多年后，苏轼在为范仲淹文集作叙的《范文正公文集叙》中道出，意在证明自己对几位杰出人物早就仰慕，字里行间却也透出同样跻身杰出人物行列的豪气，苏轼当时已享大名，豪气干云很自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份豪气不是打从童稚就渐养成。 除了张道士，苏轼还拜当地人刘巨和史清卿为师，史老师史载不多，刘老师字号微之，办学地点在城里的西寿昌院，依苏轼自述师从张道士三年的说法，就读于刘老师当在十一岁后，年幼四岁的弟弟苏辙也是在这个期间发蒙，成为苏轼的学伴。刘老师收徒也似张老师，达到百人的规模，后来较有名气的同学有家定国、家安国、家勤国三兄弟，苏轼一生与之交往密切，俨然从小建立的朋友圈。 刘老师极可能就是专职办学了，考其教学风采，最为后世熟知的却是一次师徒研讨作诗的轶事。可见那时苏轼的学习除了经史子集等主课以外，已扩展到诗词歌赋之类的副科，只遗憾此场合，平凡老师成了聪明学生的背景。说是一天刘老师写诗咏鹭鸶，末尾两句为：“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刘老师必是以为吟成了好句，才拿出来给学生作示范，不料苏轼却说：“先生诗佳矣，窃疑断章无归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这么一个课堂发言，便令刘老师质疑自己的职业生涯，说出“吾非若师也”的话来。实在说，我一直疑惑，雪片似的鹭鸶落于白色的芦苇中，诚然显出颜色的纯然，雪片似的鹭鸶乘风斜飞，却更富于动感，至少别是一种境界，怎么就令刘老师如此心怯呢？刘老师或许更是鼓励学生不拘一格的大胆想象罢，苏轼的诗才固然可嘉，刘老师的雅量同样堪赞。 尽管在外拜师，苏轼和苏辙儿时学习最重要的老师还是父母。虽然有人父母并无知识，自己也能学有所成，苏家兄弟终成大才，于良好的家庭环境受益颇多，却真是堪作典范传为美谈的事。 苏轼怎样在父亲苏洵指导下读书，可以十三岁时，与弟弟一块随父亲读当朝重臣富弼的《使北语录》为例。 富弼使北，也就是作为大宋使节，去与大宋南北对峙的大辽交涉国事。虽然已有澶渊盟约，边境难免时有摩擦，各自朝中对于选择战争还是追求和平，不用说也杂音不断。富弼为大宋计，也为两国人民计，自然主张和平，传达这个意愿应是使北的主要任务之一。 如此沉重而微妙的话题，试想如何启齿？吹嘘一番大宋军力强盛，以期吓阻对方，无疑最是愚蠢，人家多半不吃你唬；陈说战争对双方都有害处，就要理智一些，又怕听者不开窍，当你是在示弱。且看《使北语录》所载，富弼是如何向“大辽国主”表达见解的： “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翻译成白话，是说一旦战事发生，人口马匹损耗，是您的国家受害，为鼓励战争而加官进爵，却是您的臣子得到好处，所以，您的朝中凡是劝您用兵的人，都是在为自己打小算盘，不是在替您的国家着想啊。 细品这段说辞，虽也是说战争不好，却做出替辽主设想的姿态，甚至不无离间辽国君臣意味，恰也因此洞悉人性，直达人心的底处。要是辽主听不懂，当然也是麻烦，辽主偏就听进了，毕竟也是聪明人。富弼这番话，同样可说给大宋皇帝听，甚至还可穿越时空，说给今天的人们听，不用太聪明，但凡心智正常，都能听进的。要是有人听不进，仍将战争当成弘扬国威的大好事，其若也身先士卒，只须谓之蠢，要是鼓吹别人去送命，自己一旁看热闹，那就是彻头彻尾地坏了。 苏洵父子读到这里，用苏轼的话说，“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且中事机”。这还没完，苏洵又进一步给儿子们出题，问“古人有此意否？”苏轼回答：“闫安也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父子问答之间，了然会心其乐融融的情态跃然纸上。 这里提到的闫安，为汉武帝时人，其呈给武帝的《上书言世务》，有这么一段话：“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要旨也是指出有人鼓吹战争，不过是人臣得到好处，不是国家的上策。 从闫安到富弼，都警惕战争鼓吹者的不良动机，可谓人同此心；苏洵父子关注古今智者论事鉴人的相似处，则可谓心同此理。我们不仅可以据此领略这一家三口的读书旨趣，还可进一步窥见其文章风格的养成。至少老苏与大苏，不少纵论天下兴亡古今得失的文字，富于引证又辨析入微，一定得益于如此博读与精研。 说到做文章，苏洵作为文章大家，不用说更乐于为儿子们提供指导。苏轼大约十二岁时，老苏诵读欧阳修的文章《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必是到了兴头上，令苏轼按其意学拟一篇。当苏洵从苏轼完成的作文中，读到“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两句，不禁大喜：“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如此好句，好好留着，以后总是有用的。 对这个案例，我们可留意两点：一是可知老苏早就推崇欧阳修的文章，且着意指导儿子学习欧文，可为日后苏轼的文字何以能得欧公赏识相互映证；二是苏轼小小年纪，下笔已很老到，两个对仗工稳的句子，各用一个典故，前句出自诗经，意思是衣服带子太长，不得已垂在地下，后句出自左传，是说自己非不愿冲锋在前，只是马跑得慢而已。巧于用典，也正是苏轼后来文章的特色之一。 儿时的苏轼作文已达何种水准，可以十一岁时习作《却鼠刀铭》为例。苏轼得到一柄小刀，放在屋里，发现竟有驱逐老鼠的功能，于是撰文记述这事，全文320字：“野人有刀，不爱遗余。长不满尺，剑钺之馀。文如连环，上下相缪。错之则见，或漫如无。昔所从得，戒以自随。畜之无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终夕窣窣。叱诃不去，啖啮枣栗。掀杯舐缶，去不遗粒。不择道路，仰行蹑壁。家为两门，窘则旁出。轻趫捷猾，忽不可执。吾刀入门，是去无迹。又有甚者，聚为怪妖。昼出群斗，相视睢盱。舞于端门，与主杂居。猫见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氏，谓世皆然。亟磨吾刀，盘水致前。炊未及熟，肃然无踪。物岂有是，以为不诚。试之弥旬，凛然以惊。夫猫鸷禽，昼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顾。须摇于穴，走赴如雾。碎首屠肠，终不能去。是独何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无有爪牙。彼孰为畏，相率以逃。呜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谕，是亦何劳。”这篇文章赢得的荣誉是祖父苏序大加赞赏，令苏轼用好纸抄写并装饰了，钉在居所的墙上。 较之受教于父亲偏于学问，苏轼和苏辙受教于母亲，则更偏于道德品质和人格气节。根据两兄弟的记述而为后世熟知的事例，其教导儿子不发宿藏，拒绝非分之财，当在保其品性清白；不残鸟雀，应是培养善良爱心；赞同苏轼效法东汉人范滂，更是鼓励追求高尚气节了。程夫人应该也能指导读书的，但与丈夫相比不是强项，而苏洵必也曾教导儿子如何做人，却被儿子为突出母亲的教育特色而节略了。我们由此也可领会善为文者对于作文材料分配使用的高明。 自幼特会读书的苏轼却并未只是读书。文人都不免沾染的琴棋书画四艺，倒是未听说苏轼善棋，琴则肯定精通的，家里藏有雷琴，还曾撰文赞雷琴之妙，却又不及书画达到的境界。苏轼只凭这两门技艺，就可在中国艺术史上占一席之地。 苏轼后来在《宝绘堂记》一文中说：“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如果说，现代西方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堪为至理名言，东方古代文化巨人的夫子之道及相关成就，则可为其最好的佐证。 苏轼的画艺应在成年出外做官后，通过与表兄文同等人的不断交流才得以精进的，书法则无疑早年就打下深厚基础。较苏轼略晚的北宋人何薳所撰笔记《春渚纪闻》，载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无咎的话说：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苏轼手抄《汉书》就达三遍之多。古人抄书，主要还是为增强记忆，但苏轼学成一手好字，如此苦功肯定功不可没。这种无心插柳的好事，当然需要勤奋，却更赖天才的悟性，诚如苏轼自己所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比较起来，苏辙的悟性就略逊一筹。苏轼有《子由幼达》一文，分析苏辙的个性：“子由之达,盖自幼而然。方先君与吾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惟子由观之，漠然不甚经意。”兴趣不在这里，也就难怪苏辙书画不能称家，写字只能略似其兄了。 虽然资料有限，总其苏轼的一生成就来回顾儿时的读书成绩，不外三个方面：一是学问的厚积，当然主要是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主流典籍，意在经营置身于红尘世界的事业，也是想要“穷天人之际，通古今变”，贫则至少修身齐家，达则要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虽然读书人莫不如此，苏轼受其父影响，多少不无一点纵横家的气质；其次是宗教的感悟，除从张道士接受道教观念和道家思想之外，苏轼很早就猜自己或是前代僧人转世，可证也受释家观念和思想影响。这些当然也是学问，却是另类的学问，在于打理超脱于红尘之外的心境，虽然未必就等同于现代术语的终极关怀，苏轼的确一生都在思考人生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第三是文章的习成。此处似也两说，其纵横古今论断兴衰品说人物评议时政的文字，风格也与其父近似，或者说，苏轼的特色也可涵盖苏洵的特色，其俯仰天地抒情言志比兴赋事的诗词歌赋和散文随笔，则主要基于自己的才情，家学之外多有发挥。 文字才能严格说不能算学问，袭用古人文以载道的说法，也就承载学问的器物而已，价值是被放在学问之下的。但苏轼好论历史而未成历史家；好谈政治而不是政治家，好求人生意义也并非哲学家，却以相关思维发散而留下的文章及诗词，成了文学家，有点近于买椟还珠的寓言了，只不同苏轼造椟只为售珠，珠未售出多少，椟却被人当了宝贝。其个中得失，不仅可为苏轼研究的命题，也是古往今来本色文人的人生课题。 苏轼名满天下已久，记述了一个四十多年前从学刘微之老师时的趣事，说是苏家兄弟与两位同窗雨天联句。程姓同学起：“庭松偃仰如醉”；杨姓同学承：“夏雨凄凉似秋”；苏轼同学转：“有客高吟拥鼻”；待苏辙同学合出“无人共吃馒头”时，场面为“坐皆绝倒”。这个故事的笑点在于，前两句形容雨天，切中主题，第三句以典故照应联句，也合规矩，唯第四句，跑题得突兀滑稽。当时苏轼也只少年，苏辙更是小儿，合当萌傻可爱，逗兄长一乐了。但我们笑过之后，发现苏轼第三句用的典故，或许更可玩味。 《晋书·谢安传》载：“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原来竟是谢安鼻子有毛病，吟咏发声混浊，时人不以为丑，反以为雅，都捂着鼻子仿其发声呀！实在可谓男版东施效颦了！我只奇怪何以不及女版更为人知，莫非高士谢安虽也大名，穿越时空的影响力究竟难敌美女西施吗? 回头又说，拥鼻和效颦虽情态各异，本质上都可算是学习。倘说效颦可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拥鼻则可证好雅之风，自古而然。一部文化进步史，也可说就是高士雅吟叠加众人拥鼻的历史，雅吟固然荣光，拥鼻分享风雅，也可赞为光荣。但雅吟者多也曾是拥鼻者，只是后来显出独特，才得颖脱而已。所以拥鼻者诚可以学吟为雅，却不可只以仿声为荣，总宜努力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这既是学子苏轼走向高士东坡的道路，也应是所有后学者行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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