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今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利莎伯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呎的单位，其中一个小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我有时在那里闭目让单马，仿效着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那样去剥削一下那工会的会员）。余下来的一个较大的房闲，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习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

“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么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党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文革之后，容国团之被平反也令我反感。死者死矣，平反就算是有了交代吗？受害者不可能知道的道歉，说笑罢了！北京当局唯一可以做到而又应该做的一点补偿，是尽其所能去维护容国团的下一代。这就要废除等级特权，尊重人权，推行法治，给活着的年青人大开机会之门。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好就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中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北京奥运是难得一遇的大事：没有听过另一项耗资三千亿人民币的玩意。值不值花那么多钱只有天晓得，但钱既然花了，不趁机热闹一下是愚蠢的。

一个难题，是我正在尝试像二十五年前那样在这里每星期写两篇专栏，看看宝刀是否还未老。但史无先例的奥运出现，有谁会读我的专栏呢？于是想到为奥运动笔。我又想，地球上的眼睛就是那么多，阅读的时间就是那么长，这次奥运所有炎黄子孙都要看，报道必定排山倒海，有谁会读我写奥运呢？考虑暂停此栏，但以往的经验是读者无情，停下来他们会散失，呼之难回也。不哗众取宠，但写大众文章读者稀少是非常扫兴的事。

奥运专栏算是写了一系列，有六、七篇吧。没有写过体育专栏，只是在加州求学时喜欢读。体育专栏我是没有本领写的：需要有很多资料，自己手头上没有。写北京奥运算不上是体育专栏，算是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抓着认为过瘾的观察动笔，靠自己的联想力发挥一下，说是专栏不会有人跟我打官司。

意料不到的是依照网上的点击率，这系列文章的读者人数比我平时的专栏高出相当多。这奇怪现象的解释，是虽然报道多，有趣的奥运观少人写。我是因为不知要怎样写才对，于是胡乱地发挥。给我一个金牌吧。

从来不用计算机。文章在刊物注销后，一位同学替我在网上推出博客。懒得斤斤计较，任何网站要登就登。转载的博客有十个八个，其它网页转载动不动数以千计。这样的扩散现象可能神州独有。美国的经济大师朋友，搞博客，数百点击算是热闹。他们喜欢保留版权。就是不保留，扩散之风西方远不及中国。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因为中国的刊物对言论的约束甚于互联网。

我选同学提供的点击数字来闲话一下自己最近写的奥运专栏。只选其中一个网站的点击数字，当然选最高的，否则不过瘾。

八月十二发表《从手卷文化到李宁点火》，一站点击三十四万多。这篇文章我满意：中国文化我算是个专家，手卷何物我清楚。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也的确震撼，可以大书特书，容易写。李宁点火把我吓了一跳。我敢打赌，今后的奥运点火，永远不会超越李宁。

八月十五发表《刘-翔胜败十亿之差》，一站点击九十五万多。此文写于《手卷文化》之前，但「开幕式」的震撼性高，非写不可，急着把《刘-翔》押后。不知为何此文吵遍神州，不少道听途说的人以为十亿是我这个教授精打细算出来的。我只在空中乱抓一下，其实何止十亿哉？我选一个上帝知道不可能是夸张了的整数。

八月十九发表《评林-妙-可事件》，一站点击九万五千。此文是这次写奥运我自己最满意的。点击数字不及其它是因为题材敏感，网站一般不便大事推荐。准备给人骂个半死，但同意的却是大多数。说是好文章，因为其教育性高。任何玩意都要讲游戏规则，网上的青年历来不管，我提点一下：女孩林-妙-可有幕后代唱，因为「开幕式」是一件整体的艺术创作，游戏规则是容许的。不重视游戏规则，创作游戏不可能搞上去。

八月二十二发表《从刘-翔弃赛说黄龙觅士》，一站点击近七万二千。此文也奇怪地敏感，而文章本身写得不够好。刘-翔退赛是那么扫兴的事，生花妙笔无从发挥也。东拉西扯的写一阵，最后我提出的长跑选手要到黄龙去找轿夫，却不是说笑。记得解放前，国内长跑的胜出者多是黄包车夫。黄龙缺氧，轿夫要登山，比拉黄包车的耐力要求高很多。

八月二十六发表《福原爱现象》，一站点击三十九万多。此文可读，因为福原爱这个日本妹可爱。老人家写还没有受到污染的孩子或年轻人是最容易写的文字。可爱的女孩天下皆是，福原爱的独到之处是不仅可爱，而且好笑。这样的形象不容许我向负面那边想。欣赏一个东洋妹无可避免地给中国的读者一点贬低了杨贵妃的后人的感受，捱骂免不了。但结语中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们对孩子的教养有点问题，教不出福原爱那种天真得体的应对工夫。

八月二十九发表《金比银铜重很多》，一站点击十四万多。这篇分析性的文字过于粗略，有好些细节没有顾及。其中一点没有提到的是中国人多，在某些市场价值不高的项目中容易选出精英，巧逢每国只限一个选手的项目，获金的比率提升的或然率是上升了。也没有提到四年前我说过的，短途赛跑是最容易发掘天赋的田径项目，这次奥运会放榜，而此「放」也，令我失望。无论是男是女，牙买加的短跑的超凡是个现象。看不出身材的高度有重要的关连。中国推广田径的要研究一下牙买加。

最后是九月二日的《穷孩子的玩意与日本妹的前途》，一站点击三万六千（时间还短，而奥运之热过矣）。我相信需要孩子自己发明及改进的穷孩子玩意对想象力的培养重要，有二十年了。是重要的观点，愈想愈对。几年前为文批评电子游戏，认为此「戏」也，不能培养想象力。骂我的青年无数。蠢到死，你要玩电子游戏就玩到够，骂我何干哉？只证明着今天的电子青年的想象力欠奉罢了。

建议福原爱学画也是基于一个重要的观点，懂艺术的没有谁不同意，只是少人提及。那是天真脱俗是好艺术的一个重点，来得不易，而俗不可耐的个性学艺术是死路一条。技术有高下之分，不一定很苛求，得过且过往往可以接受。学问修养的思维也重要，可以学，不可以速成。问题是我搞不清楚天真脱俗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可以培养。搞艺术，有了俗气无可救药。我没有见过一个从来不幽默的人转为幽默风趣，没有见过一个毫无文采的写手变得文采斐然，也没有见过一个俗不可耐的人发了神经，一时间天真潇洒起来了。如果幽默、文采、天真等可以培养，父母一定要从子女年纪很小时下工夫。

想当年，球技比我们高的数之不尽。当时的乒乓球是穷孩子的玩意。要在太古工人吃晚饭的时间才可以偷进他们的俱乐部，但在路旁用床板砌起来的球桌容易。没有人教，要自己发明。后来阿团在湾仔修顿球场旁边某工会任职，内有小球室，有正规的乒乓球桌一张，闲来无事，他独自在那里研究乒乓球的打法，偶有会意总要找我研讨一番。

当时阿团和我住在西湾河一带。是穷人区。我家算是富裕，阿团的不成。我逃学不上课；他不用上课，可能无课可上。大家合得来，有一段日子一起到处跑，在街头巷尾找其它穷孩子「出气」。阿团有三项玩意无敌街头：乒乓、踢毽、打康乐棋。其它玩意由我包办：鎅风筝、弹珠子、射雀鸟、赌掷毫、钓鱼，以及所有可以赌一手的棋艺。都是穷孩子的玩意。其实阿团高不可攀的天赋是古典音乐，可惜此「赋」也，当年没有钱不能问津。我家比较富裕，买得起一部战前的旧照相机，一九五五尝试，只一胶卷就有两帧作品入选香港摄影的国际沙龙，而两帧皆被选刊于该年的年鉴上。五五后期到五七离港赴北美的十多个月中，我集中于摄影，跟阿团是疏远了。不是没有联系，而是不再在街头巷尾一起跑。

无庸讳言，穷孩子的玩意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没有人教的玩意要自己发明，要自己改进。儿童专家同意：玩耍对儿童的发展是重要的。但这些专家可没有指出，没有人教的穷孩子玩意，孩子要自己多想，是培养想象力的重要法门。后来自己在经济研究上下过心机，行内的朋友一致认为我的想象力自成一家。是当年「勤奋」于穷孩子的玩意而培养出来的。

想象力究竟何物有理说不清。英语称imagination，爱因斯坦认为最重要。浅的来说，这是指一种联想，在平淡中搞出一点变化的思维。深的来说，这些联想或变化不是刻意的：刻意「创新」整古作怪，一般俗不可耐。自己的经验说，想象力是忽发奇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那边去，只是想出来时觉得过瘾，有趣味，可以一用。要怎样整理无端端地跑出来的思想或看法，读书求学有助；哪些「奇想」要保留，哪些要放弃，则靠个人品味的判断。可见想象力来得不易，而整理与取舍总要有点真功夫。

以穷孩子的玩意与想象力的培养动笔，因为我认为今天的孩子玩意对想象力是没有多大帮助的。今天的孩子玩的要不是有老师指导，就是那些没有什么想象空间的游戏。我自己的儿子是个好例子。他读书求学的时日比我多，成绩好；智力、理解力及记忆力皆上乘。然而，他的想象力虽然不错，但明显地输了一筹。我认为这困难的起因，是他年幼时的玩具是买回来的，没有尝试过需要自己发明或改进的玩意，而十多岁后他是个电子游戏专家，用不着想象什么。是缺少了穷孩子的玩意害了他的思想发展。

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不久前发表的《福原爱现象》，骂我者众，理由不一，但其中一个网站的点击达三十九万，不可谓不受欢迎。骂归骂，读归读，读者无疑认为可读也。他们显然认为我这里转一笔，那里爆一句，过瘾有趣，于是点击频频。我无意招惹是非，只是要跟一个我认为是天真可爱的日本妹开一下玩笑，于是凭老人家的想象力，这里那里天马行空，这里那里忽发奇想，下笔时可没有半点勉强。

说福原爱是个现象，道理简单。说她长得可爱是对的，但比她美丽的女孩子不少也。说她球风好也对，但球技足以胜她的女子不乏人。容易哭，但不哗众取宠，福原爱是凭什么得享大名呢？凭天真，没有俗气；凭聪明，应对新奇。这些条件不苛求，日本妹竟然独自跑出，不是个现象是什么？

问题是这样的现象不能持久。岁月无情，天真女孩会很快地变作成熟女人；清新脱俗早晚会受到地球的污染；作什么国家大使，多了就有点老土。乒乓球呢？潇洒一番就差不多了。以广告为生计不难，大做几年可养一生，但我曾指出，这对福原爱的形象是有损害的。一时间我想到她可以选另一项玩意：学画！

日本妹自己说最喜欢艺术。艺术作品这回事，只要能天真脱俗就过了大半关。很不容易，但我们见到的福原爱，只要作品能表达自己就不难卖出去，何况她早就成了名。素描、色彩理论等当然要下工夫，苦学两年吧。其它艺术上的学问修养重要，但这些是急不来的。学画，福原爱的个性是她的主要本钱，而她的球风与手的灵活也应该有大助。

当我到了五十五岁才决定研习书法时，对自己的「本钱」是考虑过的。大学时艺术科目的成绩好，对中、西的文化有基础。搞过多年摄影，懂得构图之道。凡是要用手的玩意，自小灵活。有了这些，问周慧珺五十五岁还有没有机会把书法学得好。她叫我拿起毛笔写给她看。只写几笔，她说：「奇怪，你执笔不需要学，可节省起码半年时间。」跟着求教黄苗子，他叫我写几个字，我写了，他说：「你的字没有俗气，可以学。但记着，书法写到最后是写学问。」今天是近于「最后」了，我不管什么学问不学问，只管要写出自己。这可能就是苗子当年的意思吧。

除了需要长时日的学问修养，我认为福原爱学绘画的「本钱」非常高。还不到二十岁，来日方长。不建议她学书法，因为太难，苦功三几年多半不会有拿得出来的作品。书法用笔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简单的动作，但难得有点发神经，真正懂的老师不容易找。还是绘画远为容易，外人远为容易欣赏，也因而远为容易有价。当年我不选学画，因为眼睛对绿色有问题。可能是错误的判断：据说梵高看色彩也是与众不同的。

先从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亚运之后我发表的《国际体育比赛的经济分析》说起吧。与银、铜相比，中国拿得的金牌特别多。这个现象当时我作了解释，今天要补充一下。当时我发明了一个简单的比率指数，那是以一个国家的金牌数量除以银牌加铜牌的数量。以此计算，如果一个国家获取金、银、铜牌的机会均等，除出来的指数是零点五。高于零点五是说这个国家偏于取金而舍银、铜，高出相当多是明显地违反了或然率，需要解释。在该文的结论中，我为最近的北京奥运作出了大胆的推断：

「尽管二○○八的北京奥运有多个西方强国参与，上述的金与银铜的比率，中国有机会高达一点二。一点零以上我胜，有谁敢跟我赌一手？」

当时有不少读者要赌。今天我胜了：北京奥运的结果，中国金牌五十一个，银铜相加四十九个，除出来的比率指数是一点零四，高于一。我是险胜吗？很难说。赛到中途，这比率中国近于一点四。我以为「有机会高达一点二」之说是相当安全了。殊不知后来急速下降，其中差不多害了我的是中国赢得太厉害！是的，乒乓球的男、女单打差不多坏了我的「大事」。他（她）们金、银、铜牌全收！六个牌，二金除以四银铜的比率是零点五，拉低了中国整体的比率指数。如果他（她）们大方一点（一笑），放弃乒乓的银、铜牌，中国整体的比率指数是一点一三，上升了九个多百分点，我就更显得是天才了（再一笑）。

当然，我是在说笑。但笑话中有真理。我的推断可没有靠水晶球，也不是懂得看风水。我的推断是基于大学一年级的经济分析，十九岁的孩子考不及格是要打屁股的。局限有变，需求定律的含意是这样说，参考一下以前的国际比率，就可赌一手。这样的经济学既好玩，也给推断者有满足感，可惜失传匆匆三十多年矣！换来的是一些发神经的方程式，内里的什么变量、不变量究竟何物上帝也恐怕不清楚。放弃了解释现象的经济学，等于奥运放弃金牌。

不久前高斯在芝加哥举办中国经改研讨会议，有人问他：「要到美国念经济学，选哪家大学最好？」高斯回应：「学经济，美国是没有什么可教的。你要到中国去。」世界大乱矣！

回头说金比银、铜重很多，市场经济的证据明确。广告的收益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而中国的奖赏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到企业到个人，金牌胜出很多明显。非市场经济也类同，虽然没有以市价量度那么容易衡量。

一九九五年，我们一家畅游欧洲，坐火车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只有半天时间勾留，雇了一部出租车作导游，与司机谈了不少他的往事。他说多年前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个人划船赛获银牌，只输几英寸。其后多次午夜思回，为这几英寸流泪，恨不得能再回头，拼死一搏，因为获金的可以住洋楼，养番狗，而又被封为什么委员的，但可怜的他，只获驾驶出租车之职，算是不错，但相差太远了。

金比银、铜「重」很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起于两点的合并。一、人类是崇拜英雄的；二、体育运动的英雄形象是共用品，每项玩意一个英雄就可以供应整个市场。这与其它玩意——例如学术研究——是不同的。学术也有英雄，但一则学术英雄可不像体育比赛那么容易量度，二则学术思想一般各各不同，虽然武断地有高下之分，较高的英雄形象一般不能废除较低的。

历久以来，或明或暗，世界各地的杰出运动员一般是近于职业地训练出来的。以美国为例，大学的运动员有多种间接的补贴，而某些项目校方的电视收益可以是天文数字。大学对经济收益微不足道的项目不是那么重视。个人经济收益有机会很高的项目，例如网球、高尔夫球、花式溜冰等，有不少自资聘请教练的例子。

我不要在这里评论体育培训制度的孰优孰劣。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运动员的培训一般由国家出钱。跟开放改革前不同的，是今天的运动员有不接受国家培训的选择。某些项目的运动员的广告收入近几年是大幅上升了，要与国家摊分。这里的要点是，中国的国家培训是一视同仁地扩散到所有项目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商业价值不高的项目，中国获牌特别多。另一方面，国家出钱培训，个人的金牌奖赏特别多，搏金的行为于是明显，而此搏也，要铤而走险，银、铜的机会就减少了。

上述的中国制度，遇到要整队合作的项目就不是那么灵光了。天赋的体力不论，如果大家都没有收入可观的职业球队，中国的机会还不错，但自己的职业球队收入平平的项目，远不及人家的职业收入，在奥运中国就赛不上去。

回头说金与银铜的比率指数，这次奥运金牌最多的十个国家我顺便算出来。依序只算首十个——牌量少的可以误导——如下：

中国（1.04），美国（0.49），俄罗斯（0.48），英国（0.68），德国（0.64），澳大利亚（0.44），韩国（0.72），日本（0.56），意大利（0.40），法国（0.21）。如果拿开中国，其它九个国家的总比率指数是0.49。这可见中国的运动员对「金」是有很大的意欲偏差的。

孤陋寡闻，我是最近才知道这个女孩的存在。那天太太从北京给我电话，说电视正在播放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斗张怡宁，要我快看。打开电视，见到一个胖胖白白的女孩子在赛乒乓球，只看几分就知道她赢面不高。张怡宁的正手反手皆均匀，失误甚少，近于十全十美。再看下去，我认为论球风而不论输赢，福原爱难得一见。是的，单论球风，本届奥运的女乒乓球手没有一个比得上她。

「球风」何物有理说不清。套用老外形容一个网球手的说法，是she’s got the game。这是不寻常的评价，可惜这里的「game」字中译为何我遍查字典也不满意。最贴切的译法可能是「她的球风好」。昔日脾气差的网球「坏孩子」麦根莱胜败不常，但行内专家的评价很一致：He’s got the game。言下之意，是「坏孩子」输归输，坏归坏，网球要像他那样打才对。

福原爱可不是「坏孩子」。正相反，所见所闻，尽皆可爱。乒乓球赛可胜她的大有人在，但我认为此球也，要像她那样打才对：天真潇洒，干脆利落。这样不落俗套、不斤斤计较的打法，无疑令人耳目一新，但要拿得什么世界大奖可不容易。天真潇洒是要付代价的。付得过吗？

以对张怡宁为例，福原爱输四对一（拿得一局很不错），但究竟是谁胜了？活像娃娃的福原爱常在笑——拿得一分侥幸的在偷笑——迷倒了炎黄子孙。张怡宁呢？唧都唔笑！

这里要说出自己的一个小秘密。希望中国多取金牌，我当然站在张怡宁那边。但我希望怡宁不胜那么多。胜四比三，打得长一点，让娃娃多表演一阵，岂非两全其美哉？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网上的青年大部分希望福原爱胜。看来我这个老人家的民族意识是过重了。

以福原爱的球风起笔，因为认为此「风」也，一如娃娃其人。这是后来在电视见到她在街上给记者访问及同学传来关于她的资料而得到的观点。天真潇洒的球风，干脆利落的打法，跟她在球场之外毫无机心的应对，不落俗套地有话直说——说得新奇得体——是完全一致的。

街上记者问她：「这次奥运开幕，你拿着大旗领日本运动员出场，有什么感受呀？」娃娃用流利的普通话回应：「不知道为什么被选中，我一个奥运奖牌也没有拿过！」日本的政府不傻，封她为多项大使。中国的驻日大使笑说她的衔头比他多，娃娃回应：「多当大使能多吃好吃的东西，可惜要减肥，脸太圆了，我要瓜子脸。」

说实话，从福原爱的个性推断，「瓜子脸」她是没有希望的！圆圆的脸，衬托着一点傻里傻气的表情，但思想敏捷，说话坦率而又新奇，这些组合恰到好处。绝对是。我不要瓜子脸！福原爱的本钱可不是天真可爱那么简单，重要的是没有丝毫造作，没有半点俗气。有这样的本钱，乒乓球风好，这里那里亮相一下，就成为一个现象，用不着赢得什么冠军大奖的。娃娃容易哭，但我可以接受。

网上的资料说，福原爱早就成了名。三岁学打球，九岁成国手，打遍地球，获奖无数，只是世界排名不是那么高。不需要那么高。我以《福原爱现象》为题，就是要指出只要一个人的个性能真的脱俗，可以给外人有清新可爱的感受，足够。是的，就算张怡宁大胜福原爱四比零，盘盘不过五，对娃娃的形象是毫无影响的。

福原爱在日本大红大紫好些年了。在神州大地也早就成了名——只是我这个历来懒得读懒得看的老人家反应迟钝罢了。这次在北京亮相，火上添油。在日本早就有广告商向她招手。今天中国的人口那么多，不少出得起钱，加上福原爱的中语流利，且常来中国，抢着要出价的广告商必定无数。这方面我倒替她担心，认为她不应该多赚广告钱。理由简单，如果到处都贴着她的大照片，有点老土，有点俗气，与我说的「现象」是有冲突的。我当然不反对其它运动员这样做，因为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

我也认为难得一见的「福原爱现象」的形成，父母的教养一定是主要原因。这次奥运见到的跳水与体操的中国运动员中，可爱的女孩子无数。可惜她们少说话，与外人应对的场面不多见。北京为国际友善的形象做了很多工夫。我认为中国的运动员在日常训练之外，多接受一点像福原爱的教育是需要的。

要增加中国的国民收入吗？那容易：既然福原爱那么喜欢中国，送她一个中国国籍就是了。容许她持双重国籍也赚了半个。

正面看，世界末日还没有来临。曾经说过，百一跨栏的顶峰期相当长，上苍保佑，四年后刘翔还有机会问鼎伦敦。问题是伤了Achilles tendon可以是大麻烦，尤其是牵涉到需要跳的运动。按报道，没有发生过意外，刘翔不应该伤得重，不知与他穿的新设计的运动鞋有没有关连。是专家群起而出的时候了。

重视刘翔，不单是因为田径上他是中国的一枝独秀，同样难得的是技术上我没有见过跨栏跨得那么好。判断这项运动用不着学过：比所有我见过的，刘翔飞跃得格外流畅自然，而后一段有惊人的爆炸力。是胜是败，田径要这样才过瘾，要这样我们才可以站起来。

自一九六二赢得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乒乓球单、双打冠军后，我没有再染指这项玩意了。要尝试就尝试，话停就停，是我平生的简单传记。这次北京奥运，我细看今天的乒乓球，吓破了胆。没有半个世纪之前那么好看：短距离互攻只两三板就是一分，没有当年那种攻攻守守要数十板才拿得一分来得好看。我想，要是我这个老人家再尝试，拿一分也不容易！

想当年——是五十多年前吧——我对阿团说，横板早晚会淘汰直板，因为直板的反手抽击见不得光，拿不出来。阿团天才绝顶，想出了以推替挡，发明了左推右扫，大幅地增加了反手力度，一九五九在匈牙利拿得世界冠军。

比我年轻两岁，要不是文革今天阿团还会活着。要是阿团还在，见到今天不知是谁发明的持直板以板背反手抽击，当会叹为观止吧。阿团聪明，我也聪明，但当年我们怎样也想不到可以用板背。

持直板反手抽击历来不顺。今天所见，持直板的可以用板背反手抽击，既自然，威胁力也高。这显然是到今天横板还没有淘汰直板的主要原因吧。国手马琳懂得这一招，用得不多，而王皓则频频用，出神入化也。

你道这次奥运的乒乓球赛，最精彩是哪一分呢？我赌你猜不中。那是王皓对一个德国仔。后者发球大动作，蹲在地上，近于跪，眼睛与球桌面齐平，然后整古作怪地发球。殊不知发球后，王皓随意地反手用板背一挥，德国仔还没有真的站起来。蠢到死！

想当年，阿团在香港湾仔某工会内研究发球，发明了我戏称为「美人照镜」的发球术。那也是近于跪在地上，把球拋高，持板如照镜，球下来时挥板大力横抹，因为角度好，乒乓如怪蛇出洞，对手不易接发。后来见阿团出赛时完全不用这招，问何解。他回应：「看来有威势，其实蠢到死。发球后我还没有站好对方就一板打过来！」这是五十多年前阿团的智能，今天的德国仔还是不懂。

说到乒乓发球，当年要发得如怪蛇出洞才算到家。今天的球手不再这样，因为耗力太甚，而大家对旋转的应对有了长进，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次老人家再看乒乓球赛，最欣赏是双方离台的互攻抽击，中国选手十次胜八次。远距离对攻其实不难，只是胜者一般是不失误那方。这种对攻的困难是要保持稳定不失。不容易，因为在你死我活的大力扣杀下，胜者要保持冷静，每一板要懂得花一小点时间想一想。从远距离对攻不失这方面看，我认为中国的乒乓球教练是高于西方的，高相当多。西方的球手是操之过急了。

众所周知，篮球以身高着数。我认为网球同样地以身高为上。中国的女子网球斗不过人家，主要是长得不够高，发球的力度较弱。这方面我反对的——打死也反对——是网球容许两次发球。发失一次还有第二次，怎可以说得通呢？在情在理，发球失误一次应该失一分，没有谁有充分理由反对吧。如今可以重发，长得高的如虎添翼！只准发一次，虽然身高还有着数，中国的女子大有可为也。

牙买加的飞人博尔特可谓不识时务。冲线之前他伸臂拍胸，明显地缓慢了下来，仍然以九秒六九破了一百米的世界纪录。如果此公不搞搞震，九秒六○易过借火，这样的纪录可能维持数十年。牙买加显然盛产短跑能手：女子一百公尺的前三名都是他们的。其中我发现一个小秘密：女子跑第一的生的矮小。这是说，快斗快，高人跑两步矮人在同样时间跑两步半有机会胜出。这观察对中国的田径前景是大有其利的。

一万米的长跑，两位中国选手被远远地拋在后头，令人尴尬。我注意的是这长跑的前三名皆矮小，皆出自埃塞俄比亚，一个地高氧少的国家。长跑要练气，一般是到氧气不足的地区训练。中国缺氧的高地带多的是，输那么多有点问题。我突然想到黄龙的轿夫！

四年前到九寨沟摄影，顺便到黄龙一行。要向山上走五公里，缺氧严重，过一小段路程有氧气站协助游客。当时年近七十，我选坐轿子登山。一前一后的轿夫，在严重的缺氧下健步如飞，五公里登山只小息一次，而下山则飞奔而下，一次不停。

长跑是斗气多，何不找黄龙的轿夫来训练一下呢？如果黄龙的轿夫不够多，可到黄山再找。后者不像黄龙那样严重缺氧，但山高直上，轿夫也是练得面不改容。

是那么困难的进程，那么辛酸的回忆。一九五九年，我的童年好友容国团在匈牙利赢得世界男子乒乓单打冠军，害得我一连几晚睡不着。不是奥运金牌，但那是中国人在任何体育上第一次拿个世界第一。当时有谁会想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半个月之内我们就拿得三十四个。人口那么多，多获第一理所当然，但不知受到什么诅咒，要等到二十一世纪才可以把手指多屈几下。

这次奥运过程中，一些项目中国应胜却败，另一些应败却胜，使大家看得一时叹息，一时惊喜。从今后影响的角度看，我认为最重要是刘翔赢得的一百一十公尺跨栏。绝对不是爆冷，但赢得那样干脆利落却把我吓了一跳。十二秒九一（平世界纪录）是很快的时间。作本科生时，十四秒会见报。

田径以飞快论英雄，重要项目首推一百公尺与一百一十公尺跨栏。后者是体育运动中最具爆炸性的。参赛者要能跑、能跳，而如果飞跃不够流畅，取胜的机会近于零。这解释了跨栏是田径中最卖得起广告钱的项目。看来刘翔要找个经理人替他应酬广告商了。

三十多年前在《时代周刊》读到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短途赛跑黑人优胜。内容说，黑人的脚筋天生格外宜于短跑，故胜也。文内举东方人不善跑为例。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因为在刘翔之前没有听过亚洲人在世界田径赛跑拿过什么牌，而在短跑能进入奥运决赛也绝无仅有。个人不相信「脚筋」理论，但对韩国与日本人不善于赛跑倒有自己的解释：他们天生扁平足（flat-footed）的比较多。扁平足不可能在任何田径上有大成，但这缺陷中国人不多见（我的母亲及儿子有此缺陷，而自己是左扁右不扁）。

四十年前，在加州大学与一位田径名教练倾谈，提到赛跑天赋的问题。他说短途赛跑是所有体育运动中最容易发现天赋的。一个大有天赋但完全没有尝试过的人，第一次尝试一百公尺会接近十二秒。如果首次尝试是十五秒以上，怎样训练也不会有大作为。这是说，训练当然有助，但有没有短跑的天赋很容易知道。后来在报章上读到一位年近三十的美国医生，在电视上看短跑比赛，对朋友说看来容易，自己要尝试一下。果然，只训练了几个月就接近世界纪录。

让我一下子跳到国际象棋比赛那边去。美国的天才波比·费沙，七十年代初期与苏联的棋王作世界冠军赛。波比先是发脾气，弃权让一局，继而输一局，但跟着大杀三方，把对手杀得片甲不留。这是历史上最过瘾精彩的国际象棋大战，懂的不懂的都天天跟踪战果，之后学下象棋者众，棋书卖个清光。

刘翔一百一十公尺跨栏获金，胜得潇洒而又毫无疑问，会带来两个必然的效果。其一是中国人赛跑天生不济这个成见，立刻被打入冷宫。很多人会想，生理天赋不足之谜是骗人的，没有这回事，何不尝试一下？其二是不少后生小子会真的尝试一下，而因为短跑的天赋容易发现，二○○八年的北京奥运将会放榜也。说不定，中国人的短跑天赋其实了不起，只是历来相信风水先生的话，一般不敢尝试罢了。牵一发动全身，只要跑得快，学跳远等项目易过借火矣。

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奥运多获奖牌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的金牌多于银牌与铜牌加起来的国家。这是说，要不是不获牌，一旦获牌获金的机会最大。没有其它国家有这个现象。含意不妥：中国的体育奖赏制度过于重视金而轻视银与铜。金牌奖赏较多是应该的，但过于重视金牌就失去了鼓励体育的一般性，因而间接地减少金牌的数量。

从五十年代初期我在西湾河街头踢小型足球起，霍英东先生对体育运动的赞助不遗余力。今天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使举世瞩目，功臣当然无数，但如果只选一个，我投的票是霍英东。希望霍先生能多鼓励银与铜，更希望其它富有的人参与其事。个人认为，捐钱给贫困的人比赞助体育重要，问题是捐给慈善机构，经过多人之手，到达贫困的人手上所余无几。资料证据一般这样说。赞助体育是另一回事：只要指明获奖的准则，拿一元出去，获奖者得一元。当然，霍英东先生的体育赞助，大部分不是给获奖者的。

雅典奥运办得好，非常好。虽然恐怖活动的可能性使观众人数大减，但真的不失奥运祖家的风范。他们花了七百多亿港元办这次奥运，血本应该无归。但有时花钱要发一下神经才过瘾。雅典是个不富有的小城市，是奥运的发源地。尊重自己的传统，大花一笔，使我肃然起敬。

奥运闭幕，我对大导张艺谋主导的八分钟节目感到失望。不少读书识字的朋友向我投诉。他们认为拉胡琴的多位美女穿上短袍露出大腿，不知是卖肉还是卖艺，而推出西洋鬼子不知为何物的假太极拳，等等，皆不伦不类，污辱了中国的文化。个人认为，把中国传统的舞台艺术新潮化不容易，弄巧反拙的机会不少。东是东，西是西，东西大可合璧，但把东方西化就不容易叫人拍掌。

寄语王市长岐山。二○○八年北京奥运开幕，国歌之后的第一个节目，我建议让郎朗穿上正规的燕尾服，表演钢琴神技，大动作，把鬼子佬吓一下，先拔头筹。这是战略。演奏的乐曲由我来选最高明！

好些推断会发生的事，不便写出来，但友侪间不少记得我早就说过，啧啧称奇好些日子了。说穿了不值钱。小半是玩把戏：自己不相当肯定忙顾左右，不说。大半有点功夫，但不需要真的学过，不是什么严谨的学问。原则是如果局限的变动相若，历史必会重演。我于是喜欢用过往的史实印证将来，简单理论的运用，是把一片一片过往的史实加起来，只要能砌出一幅看得通的图画，就是我要推断的将来了。

游戏其实是小儿科，只是游而戏之的人不多。那所谓科学，其实只是有系统地处理一下，而系统云云就是大学说的理论了。我要举一个小孩子也能准确推断的例子，来证明推断人的行为用不着读过书，只是在大学里称为经济学罢了。四年前刘翔在雅典奥运获金牌后，我立刻为文说他发达可期，等到文章发表是二○○四年九月九日了。这推断易过借火，因为观众喜欢跨栏的紧张刺激。当时我写道：

「田径以飞快论英雄，重要项目首推一百公尺与一百一十公尺跨栏。后者是体育运动中最具爆炸性的。参赛者要能跑、能跳，而如果飞跃不够流畅，取胜的机会近于零。这解释了跨栏是田径中最卖得起广告钱的项目。看来刘翔要找个经理人替他应酬广告商了。」

不言自明，炎黄子孙人多势众很重要。姚明出场，电视观众动不动五百万。换作球技相若的其它族类，不容易有五分之一的观众。其它行业如钢琴演奏也有类似的现象。

目前北京奥运的焦点无疑是刘翔的金牌问题。跟进了国际体育比赛五十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将会出现的十三秒钟那样紧张刺激，那样扣人心弦。在国土北京举行当然是一个因素，四年后刘翔不一定能再参赛是另一个因素，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对手实在强！也有机会胜出的一位美国选手可以不论，但古巴仔罗伯斯的实力是前所未闻的。

刘翔状态如何众说纷纭。衡量报道，我认为是好的，很好很好。我也认为战略上把他的状态说得有点含糊是正着。问题是古巴仔最近四次跑在十三秒之下，记忆所及，这样的跨栏成绩从来没有出现过！刘翔会胜出吗？实力当然有，而我们不要忘记，上次奥运他跑出十二秒九一，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点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含意着到了生死关头刘翔是个站得起来的人。

心跳、心跳，到那天我可能喝醉了！北京奥运刘翔大战古巴仔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田径赛事，世纪之赛无疑也。证据说心理上刘翔可以站得起来，古巴仔可以吗？体力近况后者看来是占优的，称一称不知哪边重。不少朋友担心刘翔年龄大三岁，体力要打个折扣。这点，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奇怪地，百一公尺跨栏的顶峰期是相当长的——刘翔应该还在顶峰期。

不好说，也说说吧。我认为这次刘翔的胜与败，其个人的广告收益会起码相差十亿元（以整生算）。我是怎样算出来的呢？不严谨，但告诉你吧。炎黄子孙人多势众之外，我要指出其它两点。

第一点是如果上帝担保刘翔会胜出，我愿意出多少钱呢？一万元没有问题，再多可以洽商。十三多亿人口，平均每人愿出一元是十三多亿，每人一百是一千三百多亿元了。是过瘾的想象假设，这样的钱刘翔一毫也收不到。关键是炎黄子孙愿意出，刘翔胜了，国民收入是增加了他们愿意出但不需要出的，感恩之下，多买他的广告商品应该没有问题吧。

第二点是我发现的「王老吉现象」，适用于刘翔。五月四川大地震，捐钱的多多少少网上吵个不停。卖凉茶的王老吉使出杀手锏，捐一个亿，凉茶销路跟着急升。这里含意着一个「无所谓」的假说。王老吉之名我早就知道：一九四五到四八年间，在广州邻近的佛山念书，周末住在父亲设在广州海珠中路的店子，王老吉就在对面。重要的不是王老吉的凉茶有什么过人之处──我不懂──而是喝饮品的人不少像我那样，无所谓。好比近来到餐馆进膳，侍应问我要什么饮品，因为无所谓，我会不经意地说：王老吉！

如果刘翔胜出，广告商会因为购物者的「无所谓」而发了疯地出价。以购买运动鞋为例吧。母亲带着儿女到商场购买运动鞋，牌子那么多，款式目不暇给，要怎样选才对呢？如果儿女说要刘翔的，母亲当然无所谓，也乐得让刘翔救她一救。

刘翔赛输了会怎么样呢？禁说！我没有兴趣想到他会输的那边去。

事前不少好事之徒猜测开幕式的内容，也有偷摄什么的。我反对先知：主人家既然刻意地要让我们惊喜一下，何必自讨没趣？我舒服地躺在床上看。倒数别开生面，大场面当然，皆老生常谈也。然而，当我见到在场地上卷开一大幅什么的，猜着猜着。那是手卷吗？难道他们要推出中国的文化？果然是：不是大场面那么简单，他们要推出中国！我可没有想到他们会走这着高棋。

收藏书画的朋友称手卷，不称卷轴，为恐与立轴混淆。历代的文人雅士认为手卷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重于文房四宝也。手卷应该起于唐。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与杜牧的《张好好诗》，皆手卷。我自己有一件唐人写经的长手卷，是真是假专家们有争议，但没有谁不同意唐代有手卷。唐之前我没有听过。手卷对纸张的要求高，而就是今天裱得好有很大的技术困难。

中国的文人重视手卷是不难理解的。这种艺术表达形式中国独有。手卷可以很长，开卷、收卷、收藏皆方便，既可局部细看，也可拉尽而窥全豹。更妙的是前头可请他人题引首，后头可请品尝者下跋语——所谓前题后跋也。引首通常一个（见过不止一个的），后跋可以无数。

把手洗得清洁，坐在书桌前，灯光要仿效古时的，把手卷打开，卷上卷落地欣赏，看看题首者是何方神圣，跋尾者是那些名家——当然，一律是赞，但真赞还是应酬不难看出来。消磨半个晚上，会感到自己也是个文化高人了。这是中国文化的感染力，自成一家。

我不要在这里评论这次奥运开幕的巨大手卷演变出来的：要找机会多看几遍。变化多，很细致，象征式的表达此起彼伏，再加上把古代的文化结合在现代艺术与高科技中，虽然跟进了中国的文化数十年，我还是不敢多说。人家花了几年与无数专材想出来的大制作，不是我这个小人物可以在一个晚上解通其中无数密码的。

不能不拍案叫绝的，是灯光变化的配合与大量道具在短暂关灯的转接中，整个大场面全都变了，天衣无缝，叹为观止。老实说，这样大场面的变化多端的演出，西方的大国不可能办到。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也不是说他们的文化不足，而是西方大国的各行各业有工会，势力大，一万五千人的演出，后勤不计其数，变化多而复杂，要一呼万应工会林立的国家可以免问。这样看，北京这次演出将成绝响矣！

最后的李宁点火更是一绝！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呢？难道又是张大导？火炬出场之际，我老是想着要到哪里的高台点火呢？跟着见到李宁升空，才知道自己蠢到死。更妙的是李宁在长手卷前凌空奔跑，姿势一流，我想，今后的奥运，点火将会是个无从处理的大难题吧。有个李宁是这次奥运之幸。现役运动员不可能点这次火，因为长时间的训练对参赛有冲突。李宁呢？曾经拿得百多个冠军当然有资格，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体操运动的根柢，凌空奔跑练得出来。

这里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希望知情的朋友可以告我。那是李宁手中的火炬，有没有胶着或缚着他的手呢？当时我看不出有没有。李宁在空中的奔程远，动作多，难度高，一不小心火炬掉了下来怎么办？

整体看，钱是花了的。据说这次北京奥运花了人民币三千亿。值不值得花那么多钱经济学无从算出可靠的答案。曾经说过，有时花钱要发一下神经才过瘾，但这一次可不是过瘾那么简单。开幕式后电话频频，没有一个在外地的炎黄子孙不大呼北京为他们出了一口气，说得滔滔不绝。鬼子佬朋友无不感叹：原来中国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五十一年前到北美去的，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五年。说没有受到歧视，没有受到白眼，是自我安慰。大学里的歧视较少，我知道只要成绩好，学术文章有看头，得到前辈学者的赏识，躲进大学是个好去处。然而，中国人受到歧视司空惯见，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变得无所谓了。

我认为中国人在西方受到歧视，好一部分是咎由自取的。没有谁不知道中国人聪明，吃得苦，但他们不洁，好赌，而开餐馆或洗衣店赚到钱的台山阿伯，往往蛰居唐人街数十年而说不出两句英语。跟着而来的阿伯后代，读书识字的无数，但一般被冠上「竹升」之名。「竹升」者，两头不通也──既不懂中，也不懂西，文化上什么族类也算不上。

我算是个中、西文化兼通的人，是好奇心的驱使而自学的结果，知道二者兼通不容易：要学懂西方的不难，但无法引起西方人对中方文化的兴趣。文化上没有交流，兼通谈何容易哉？地球一体化这些日子说得多了，而今天鬼仔学汉字的无数。局面有变，有可为的机会大升。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艺谋推出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奥运开幕，一棍打出的力度可真不小。说不定鬼子佬会蓦然醒觉：为下一代设想，多认识一点中国的文化会有可观的回报。

回头说开幕式，我只有一项投诉。那是二百零四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两个多小时，太久太闷了。步行快一些，节省三分之一时间容易，是正着。另一方面，我期望着开幕式的影碟出售。希望有字幕解释，但没有评论员在幕后说话。我要听到场内的声音，而评论者一般俗套，闭口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