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退出赛场的那个孤零零的背影，其悲壮只有2006年在柏林，一代足球名将齐达内低头走过已然摆放了世界杯的奖台的身形可堪比拟。整个鸟巢都惊呆了，看台上九万人一片寂静。那一刻，对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来说，是震惊和失落的一刻。这是生活中罕见的机会；我们大多数人都得不到它。赤裸裸地浪费这样的机会，是对所有怀有梦想、并把梦想寄托在自己偶像身上的人的背叛。

在那一刻，每一个在现场的人，以及更多的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脑子里涌现出的都是巨大的问号：为什么北京奥运会的画龙点睛之笔还没落笔就落地了？即使他有伤，为什么不能拼搏一下，哪怕是走也走到跑道的终点？他遽然离去，纵然他有非走不可的理由，为什么不能向对他寄予如此厚望的观众鞠个躬再下场？为什么他要如此伤害13亿人的心？

很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没有能够拉直这些问号。事前官方的毫无表示，事后对“深层原因”的某些发掘，迅速引发了一场口水战，网络世界自此从未平复过。有人赞，有人弹；有人笑，有人叹；有人骂，有人劝，捧刘派和骂刘派势不两立。刘翔一忽儿“在转身离开的一瞬完成了伟大的超越”，一忽儿又成了“一个没有体育道德，完全置奥林匹克精神于不顾的垃圾”。一个运动员退赛的寻常事，竟变成了一起国家级事件，“刘翔”二字甚至成了网上需要过滤的敏感词。

刘翔的理由是“跟腱”。路透社说：“这位曾经创造了世界纪录的巨人最终却倒在了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下。”很多人认为他伤的是心灵而不是脚跟，就像古希腊的英雄一样，被一个简单而致命的弱点所击倒。情况常常是这样：内心的缺陷和任性的错误阻碍了一个人成就其完美。

然而，我不认为很多人真正懂得一个顶级选手面对空前舞台作出这样的决定会有多么艰难，那是怎样的一个舞台呵——现场近10万观众的呐喊震耳欲聋，13亿人关注的目光齐聚一人，可舞台中央的演员体会的只有孤独，他在一瞬间决定退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当然，刘翔曾经公开承认过，他一直在承受着奥运金牌和世界纪录带给他的压力，每一次比赛每一枪起跑都是残酷的折磨。在跑出那个惊世的十二秒八八之后，有谁会想到，刘翔的双肩，要承载13亿中国人希望之重？

关于刘翔，《今日美国报》曾给出一个标题：《刘翔有13亿个夺冠理由》。其实，公正地说，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对刘翔夺金那么苛刻，那个所谓刘翔身上背着的号码“1356”等于13亿人、56个民族的说法只不过是又一次数字迷信。国人对110米栏这枚金牌的渴望，固然超过了其他所有金牌的总和，但刘翔所负之重，并不是一块金牌（不管其含金量有多高），而是一个大国的形象和一代青年的价值观。

从2004年的“奥运英雄”，刘翔在几年间幻变成为“国家偶像”。他不仅和姚明等新一代中国运动员一起，为外国人编纂了“中国形象教科书”；而且，还为中国年轻一代树立了一个符合时代特征的偶像。“他们把国家荣誉、集体利益永远放在首位而又注重个人奋斗和自我价值；他们遵循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但也坦然做广告、当代言人，注重财富的积累；他们……成功地从‘体育人’转化为‘社会人’，积极配合媒体，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公益活动，并享受生活。”正是为此，刘翔才取代“狼牙山五壮士”进入新版教科书，因为“新时期有了新的英雄”。

这样的偶像，在此刻缺乏道德楷模的中国，塌不起。《成都商报》奥运特刊封面，刘翔孤独的身影上压着四个大字：“考量中国”。一个对刘翔退赛大惑不解的国家渴望认识这一事件的意义。感觉这个国家需要方向，有关刘翔的评论才会那样铺天盖地。考虑到特拉梅尔的退场不曾引发美国人追问自己的灵魂，那么，可以说，我们这里争论的不是奥林匹克精神而是中国特色。这样的争论对我们必有教益，因为刘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状态。

即使刘翔这样的天才，对于维系中国特色也只能做这么多。无可否认，奥运会意味着中国人欢聚和骄傲的伟大时刻，但刘翔不是万能的，他的跨栏英姿难以带动中国跨过崛起道路上任何真正的“栏”。

在关于齐达内的纪录片《齐达内：21世纪肖像》中，导演别出心裁地在比赛中间插入了一组当天世界各地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与人类生活相比，足球的虚幻和徒劳。以此来看，刘翔退赛是一通叫醒人的电话，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和他的跨栏是多么微不足道，只不过由于媒介的喧嚣、名人的光环和现实的沉沦，才使得一场比赛成为如此重要和令人难忘的事情。以刘翔的脚后跟来进行的宗教式的救赎注定成空。反过来，当刘翔不支，也请勿吹嘘他转身退赛体现了什么人性和个人自由。最终，不论多么伟大，刘翔也只是一个跨栏运动员。他一直试图这样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该信他了。

对于刘翔，不管别人下的注有多大，他应该记住的是，运动中最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享受。毕竟，那只是一场游戏。齐达内以头撞人而为自己神奇的足球生涯划上一个丑陋的惊叹号，在那之后，他说：“我告诉自己，如果事情如此发生，那是因为冥冥之中的决定。我不后悔后来发生的一切，我接受它。”

而我们，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责任不是判断，而是理解。我们要学会像法国人一样，爱上有着脆弱脚踵的英雄。

5月18日中央电视台赈灾募捐义演，北川中学地震幸存者白琳同学用痛彻心肺的形象语言，表述了地震发生一刹那间校舍倒塌的惨象，——在她跳楼落地回头的瞬间，“你们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吗？我看到我们五层的教学楼成了一片二三米高的碎砖瓦堆堆，里面有许多伸出的胳膊、腿和手……”

县长经大忠对本刊用了三个“遍地”来形容北川的生灵涂炭，“遍地是腿，遍地是头，遍地在流血。”他说，县城人口2.2万，死了1.1万，被埋数千人，至今挖不出来。县城1/3被滑坡掩埋，房子80%倒塌，全县的耕地和民地也有60%消失不见，北川人丧失了生存条件。整个北川没有一个完整的社区，没有一个完整的村庄，甚至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从景家山山坡俯瞰下去，北川——这个被县人大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春寿称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的所在一片宁静，不过不是震前那种世外桃源般的安静，而是一种别样的死寂。整个县城仿佛一个被弃的石灰场，连河流都好像是凝固的。如果不是曲山镇（北川县城所在地）的董文德镇长指点，我不会知道远看上去极为普通的那片山坡覆盖了多半个老城区，上千亡灵就此深埋地下，与虫豸为伍。

这个塌方的山坡叫做王家岩，它在县城的西边从300多米高空垮塌，200多万方土石倾泻而下，漫天的泥浪瞬间淹没了一切。县城东面是景家山，它的主要构成是岩石，在那个令人恐怖的下午，3公里多宽的陡岩上，垮塌下300多万立方米的巨石，砸向学校、机关、街道和居民区。王家岩和景家山如同两张饺子皮，北川县就是饺子馅，两片山脉相互挤压的“包饺子”之举，给北川这个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座被两山压在中间、满是巨石和废墟的小城，承载了北川人太多的过去。青山如黛、绿水如翠的美丽北川曾经有许多响亮的名头，“神禹故里”、“千年羌城”等，向访客们叙说着它悠久的历史。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置北川县，唐太宗贞观八年年析北川县地置石泉县，并北川入石泉。1914年，因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且彼县设置在先，乃复名北川县。自建县至2008年，这座羌城已矗立1443年。它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述，不过，这些故事大都是悲情的。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服务中心收藏了极为丰富的大陆省、市、县、乡镇级地方志。6月，我造访中心时，翻阅架上的《北川县志》，一半是震憾，一半是喟叹。中心的熊景明老师仔细地爬梳县志，给我看了她写的《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地震后读北川县志》（即将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8年八月号），一读之下，发现这个小小的北川，简直就是中国人受难史的一个完整缩影。

北川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地处岷山山脉向龙门山脉的过渡地带。经大忠这样描述北川：它不仅是大禹故里、少数民族聚居地，而且还是古人类遗址、革命老根据地。

北川称大禹在本县出生，唐代以前，北川名胜石纽山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大禹诞辰，均在禹庙前祭奠。北川县城一年有三次大节日，除了传统的汉族春节外，作为大禹的故乡，六月初六的祭大禹是北川特有的一个节日。另一个更为盛大的节日，则是十月初一的羌族新年。

自古以来，北川是羌人和藏人聚居地，秦汉之际，西北的羌人南下至此；唐初，大批吐番留居繁衍，并相继占领了羌人的地盘。后来，羌人和吐番在强大的汉人官兵面前，结成联盟。汉番之间大小规模的武力斗争从公元8世纪连续到15世纪。到16世纪中，少数民族对汉人聚居区的滋扰和官方对其的无情镇压，以官方军事压倒优势和政策调整告终。少数民族“渐与汉民一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北川，到1953年人口普查时，七万八千多人中，只有59人申报为羌人，1698人为藏人。

曲山镇旁的高山上有一座曲山关，作为隔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障碍，它历经400多年，是北川的著名古迹，如今也在大地震中彻底毁坏。数百年的血腥厮杀，是以民族大义的名义，以天朝的名义，生命根本不足惜。对文化多元的共识是很久以后才形成的：1988年1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北川按少数民族县待遇，政策上给予优惠；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它是全国最年轻的自治县。

1795年有人口记录以来，北川的人口变化大起大落。熊景明说：“曾经在十七年间，从四万多增加到八万多，据说是外地来了大量拓荒者。到1912年，又回落到四万六；四年后再神奇地高达近12万。人口大变动的后面是兵荒马乱，是饥荒，是流离失所。1935－1936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县志中到可以看出那是‘老革命根据地’的代价。”长征红军与追兵在北川境内激战，跟随红军北上运送物资的3000民众没有一人能够在战后返回家乡。1936年，北川县长冯康写到：“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县内人口骤降，出现若干死绝户、无人村。”这一页惨烈的历史，是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写下的，北川人做了大时代的祭品。

1950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川；1951年2月，162个工作队进入162个村庄，开始暴风骤雨般的土改。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6525.5公顷，粮食3437.7石，耕牛776头，农具2974件，家具衣物11223件。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收了房屋十二万间之多，县志分别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一数字。熊景明说，土改的影响远远超过地富分子和他们的亲属所受的迫害，它不仅打击了草根阶层的先进生产力，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所有的不智、不公、不义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强加于人……颠覆传统道德，否定人的良知判断，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为从此之后几十年的灾难，包括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种下祸根。”

北川人的下一场生命灾难是饥荒。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研究的成因归纳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公共食堂，劳动力离村从事修水利、炼钢。以上所有饥荒成因，北川都走到极致。细心的熊景明发现了县志里的残酷细节和悲伤数字。“1961年2月13日，因严重缺粮，出现群众到回龙公社马鞍山挖食‘观音土’事件。但在人口状况表中可以看到，在1955－1973年之间，正常年份的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30左右，而1959、1960分别是负的千分之10.6及14.4；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减少将近一倍。两年内人口净减少5000多人，统计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到底饿死多少人，不得而知。”

在文章的最后，熊景明写道：“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将载入史册。不可忘记这一年5月30日，成都赈灾晚会打出了‘以生命的名义’的旗号。人类曾经以天上的神仙或地上的帝王之名相互残杀；以种族的名义乃至后来以革命的名义举起武器对准同类。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并非算旧帐，而是明白中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终于走到重视个人生命的今天，可以告慰千百年来多少冤魂了。”

我们都会大哭一场

从以天朝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到以生命的名义，北川人走得何其长。北川历史上有四部四本地方志，乾隆版《石泉县志》、道光版《石泉县志》、中华民国版《北川县志》以及谢兴鹏主编的《北川县志》。谢兴鹏，曾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0年间竭尽心力写成了一本《北川县志》。地震中，他永远地留在了北川。和他一样在北川失踪的还有4个人，加上已经确认死亡的一个，8个人的北川地方志办公室损失大半。

北川，这个因巨灾而凸显的古老小城，它的历史，还将如何续写？在经大忠这位土生土长的北川羌族人看来，北川的发展才刚刚开始。他向本刊描述了如何重建一个美丽的新北川，“地震作为重新起步并同时跨越的一个机遇，我们的目标是建成城乡统筹的综合发展示范县，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大跨越。”

农业上，北川要做特色农业强县，准备打造中国红豆之乡、树莓之乡、玫瑰之乡，还准备做园林园艺产业、高山蔬菜基地、特色养殖产业。工业方面，重点在集群上、体制上、机制上、环境上，争取把工业城市活起来，但经大忠同时强调，“不能进工业的坚决不能进，再有钱赚我也不进去，总体环境水平要很高。”旅游业，震前北川一年有100万游客，原来只做休闲度假当中的居住，现在有地震废墟，有唐家山，要做大的调整，观光产业会从农业当中划出来。

经大忠说：“地震后，北川得到了全国如潮流一般的大爱，这么多人爱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我们向社会表达我们也爱别人的一种方法，就是建好北川。”他得到了北川人民的鼎力支持。北川中学副校长张定文说：“我们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地震虽然摧毁了北川整个县城，摧毁了我们的校园，但它却不能——永远不能摧毁我们作为大禹后人的精神。”

我经过北川中学，“管治区域——禁止一切人员车辆进入”的牌子及骷髅头死亡标志赫然在目。曾经聚集了大量救灾人员的那个操场，已经重新变得空空荡荡，电视上温总理向被困学生喊话“我是温家宝爷爷”的那片废墟还在，只是多了几个残破的花圈。前往北川县城的山坡上，零零落落的一些人，在空地上燃几炷香，放一挂鞭，俯下身去磕头，袅袅的烟在被黄色的滑坡带切割成一条条的青山间盘旋上升，闷闷的鞭炮和压抑的哭声撕裂听者的心灵。这些苦难的北川人就这样悼念逝去的亲人和毁灭的家园。

重建的路还很长，而心灵上的创痛更是难以愈合。北川民政局局长王洪发在地震中相继失去儿子、二姐、侄儿、岳父等15位亲人。他在抢险第一线忙碌，有记者冒昧地问他失去亲人是否伤心，他回答：“我想伤心，你能给我时间吗？总有一天我要大哭一场！”

是的，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大哭一场。为了生命的顽强和尊严，为了中华大地上久违的人道主义。几千年前，北川的祖先来到这片山峦，在这里开疆辟土，繁衍生息，他们的生命曾如草芥般卑贱。今天，面对一望无际的废墟、千疮百孔的荒山，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长久像此次救灾中表现的那样，将“人的生命”放到最高位置；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有同胞爱、邻居爱、师生爱和人间亲情，对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一视同仁，那么北川曾经冰冷的历史会被热血融化，北川将不仅在物理上、也在心理上得到重建。

倒退十几年，这个网站可是中国网民的圣地啊。列位网友可知，《花花公子》构成了我国第一代互联网人建网和用网的动力？

1994年，几个海归互联网建设者回国建设网络，那时候没人懂商业模式，互联网成了这些人要不断宣传的事情。某日，他们遇到后来在房地产业叱咤风云的明星企业家（为免尴尬，姑隐其名），该房地产企业家在互联网企业家口吐白沫之后，依然不晓得网络这劳什子到底有什么用，于是互联网企业家用电话拨号拨入美国旧金山的ISP，把《花花公子》画面下载下来。打了半天，美女犹抱琵琶，但就那寥寥几个字，若隐若现的一些图片，房地产企业家一拍大腿说：“我看这个行！”

之后，我国的互联网事业走上了正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现在，我们终于在全球成为老大了，网民有2.5亿之多，虽然这么多的人能看到什么和看不到什么，依然被老外所牵引。

7月17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奚国华先生在北京表示，中国互联网是自由的，奥运期间，来中国的外国人可以自由访问中国境外的网站。他又说，互联网的自由度实际上是相对的。他举例说，淫秽、色情、恐怖和贩毒的内容在中国不允许，在美国也是不允许的。他说，中国有互联网的管理办法，对于允许与不允许的内容已做出明确规定，在中国登陆互联网需要遵守这些规定。

中国政府在申办奥运会时就承诺奥运期间将向外国媒体全面开放，为记者提供完全的新闻自由，开禁通常在中国境内无法登陆的网站。但是临近开幕，外国传媒发现，在奥运新闻中心并不能完全自由地上网，相当多的网站被封锁。针对媒体质疑，北京奥组委官员表示，浏览少数网站有障碍，主要是由于他们传播的一些内容是中国法律禁止的。新华社的网站首页更以大标题宣告：不能让“新闻自由”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

8月1日之后，中国对若干新闻和信息网站开禁，这是大批外国记者向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施压的结果。托洋大人的福，我们终于可以出“城”越“墙”，前往海外的禁地游览一番。但不要忘记，我们拿到的可是“临时通行证”噢！新华网在报道“奥运期间《花花公子》等杂志将准许出售”时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当奥运梦想成真期间，中国政府将开戒，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从前被禁止的报纸杂志，例如《花花公子》或英国的《太阳报》都将获准出售。但是奥运会一结束，这些报纸杂志将重新被禁止。”

这就是说，第一，奥运梦想是有“使用期”的；第二，外国人走了，我们和他们就不在同一个世界上了。

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当年那个耻辱的“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牌子，它被用另外一种方式高悬在某些虚拟空间的入口。只不过，这次挂牌子歧视我们的不是外国人。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被公开歧视，被施以不信任的监控，说来不仅违背了基本的公民权利，也违反了奥运精神，因为，根据奥运会的反歧视原则，国际奥委会公开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在北京的国际媒体和运动员网络自由，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和中国公民在这方面也应该是不受限制的。

其实，我们国家的封网，封的从来不是外国人，因为我们一向实行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外国人特别宽松，以显示自己的国家形象；对国内百姓极端防范，怕的是威胁和谐社会。所谓的封闭，归根结底还是对中国网民的封闭。所以，尽管美国之音说，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从8月1日解禁之后访问量增加了近90倍，中国网民实质性的网络自由还是不会因此增加多少。

相反，解禁之举倒是凸显了中国的网络自由乃是一种罐装式的自由——“奥运期间外国人专尝，国人陪吃”的网络罐头政策，且不说不会触动大量的中文内容仍被严密审查和强行删除的现实，即使那些分配给网民的有数的罐头，20多天后也很可能会被从他们的嘴边强行夺走。

这种予取予夺的自由从本质上说是恩赐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好比《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韩大王所说：“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你必须接受喂药，习惯控制，你不能反抗，不能生非分之想，因为皇上调的药你便要饮，那都是为你们好。

当自由没有制度保证的时候，所有自由都可以被随时收回。两年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闭幕式上作报告时说，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采用的都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对于数量最庞大的网民，管理则显得不足，“因此，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此话在中国的网络世界曾激起不小的波澜，原因正在于，监管当局的网络自由观与网民的网络自由观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30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步，特别在基本供应和社会权利方面有了许多改善。对这样的成就必须予以肯定。但是，如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专员君特·诺克所说，如果中国要在国际大家庭中成为受到全面接受的成员，“就必须给予本国人民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权利”。奥运会是中国向国际大家庭迈出的重大一步，可以想象，今后中国公民将更为强烈地要求获得上述权利。

 
伦敦——身穿蓝衣的“奥运圣火护卫队”，被 2012年伦敦奥运筹委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勋爵称之为“暴徒”，因为“他们的攻击性行为引发了不满，在伦敦，人们亲眼看到护卫队人员将抗议者摔倒在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出现奥运圣火受冲击事件，这本身就说明中国派出护卫力量的必要性。西方国家应为自己的失责进行检讨，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指责。”
4月16日，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火炬传递工作小组负责人昆兰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宣布，如果中国派出的奥运火炬护卫推挡抗议人士，他们可能会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中国外交部不得不表示，中国火炬护卫并非执法人员，而是志愿者，其职责是保护奥运火炬的安全。在外界的质疑声浪下，中国的火炬护卫队后来悄悄改变形象和行事方式。他们摘下了墨镜，反复强调“只防御、不攻击”的原则。

 
巴黎——4月7日，在奥运火炬接力境外第五站巴黎，火炬熄灭。“外电关于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过程中被迫熄灭的报道不属实。”北京奥组委火炬境外传递新闻发言人曲莹璞称,“为了维护火炬的安全和尊严，并考虑到现场实际情况，火炬在传递过程中暂时改变了方式。”

 
旧金山——4月9日，火炬来到旧金山站，它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传递城市。火炬在这座城市的“和谐之旅”充满了悬念和戏剧性，请看对比新闻：
这是中新网旧金山4月9日电：

 
对于北京奥组委奥运圣火传递中心和以华裔女警察局长方宇文为首的警方此次珠联璧合的配合，网友们感到满意，认为像一部好莱坞大片，这次传递“声东击西”、“暗度陈仓”等巧计，让破坏分子莫名其妙无所适从……

 
这是网友写的：

 
缩短路线，改变路线，取消仪式，连CNN的直升飞机都突然失去圣火的影子，就算全加州的警察都来了也改变不了圣火几乎像过街老鼠一样东躲西藏的命运。一个星期，北京的“面子”已经丢到了太平洋的深处。

 
印度和巴基斯坦——4月16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火炬手们手持火炬，在完全封闭的真纳体育中心内完成传递，而只有受邀嘉宾才有资格现场观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此次火炬接力看上去像一场训练”。4月17日，在印度，传递线路由最初的9公里缩减到仅有2.3 公里，且参与安保的警力达到15000人。印度内政部表示，此次安保力量之强大是过去20年所未见，规模超过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庆典。

 
澳大利亚——4月24日，火炬来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2万多的华人华侨，声势浩大。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有人称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为去堪培拉欢迎火炬传递的人员提供食宿协助，并请中国方面加以证实。针对这一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我不知道最近这些人经常追着我们问驻外使领馆是否组织华人华侨去欢迎火炬的目的何在？他们有没有去问问那些干扰破坏奥运圣火的分子，是谁组织和煽动他们去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更有新闻价值。难道只有破坏分子干扰破坏火炬传递的自由，就没有热爱奥林匹克运动的人们去欢迎火炬的自由吗？”

 
韩国——4月27日，当奥运火炬传递经过首尔时，中国留学生同一些韩国示威者爆发激烈冲突。第二天，时任韩国总理的韩升洙声称，中国学生的“暴力行为”伤害了韩国的民族自尊心。有中国学生被抓，韩国公民团体状告中国驻韩大使，抗议暴力被打，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表示：今后将会严格审查中国人的签证。韩国媒体上充满感情强烈的标题：“让人不寒而栗的中国年轻人”、“在首尔市中心挥舞凶器的中国人”、“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国耻现场”、“傲慢的中华主义让人联想到纳粹捣乱”……

 
中国大陆——火炬除了在国外19个城市传递外，中国境内每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进行传递，传递到每一个地方都兴师动众，组织众多的人护送、观看、保卫。5月8日，火炬传上了珠峰之巅。5月12日四川的大地震暂时动摇了这场嘉年华，然而，随着灾区到了重建过程，火炬又恢复了如皇帝出驾般的盛况。

 
我们搞中国特色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的功夫，天下一流。

其一，场面铺张化，传递所到之处，地方政府无不极尽铺设、宣传之能事，造就“形体之大”。如三亚为了传递，耗费巨资专门修建了一个火炬广场；本溪，一座日渐没落的老工业基地，“举全市之力迎接火炬”，花费5000万以上，最后，火炬却没有如事先宣布的那样到来。一位愤怒的本溪人在网上留言：费劲地上珠峰是兑现给世界的承诺，轻易地毁掉对辽阳、本溪人民的承诺连句道歉都没有！

其二，火炬手精英化，动用大量名流作为传递手。往往是“长官意志”荐出的“精英”成为火炬手，没有公开透明选拔的程序、方式，并强调某些“条件”，普通百姓参与者屈指可数。在中国，农村无论是人口还是面积都是最大的，但是，火炬不从农村经过，黑土大叔和白云大妈竞争火炬手只能是春晚上的一个小品。

其三，传递商业化，谁出钱就让谁参与。火炬将当今中国的官本位社会照了个通体透亮，火炬手中有众多肥头大耳的官员董事长党委书记，火炬传递成了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士露脸的一次盛会。

其四，奥运政治化，这是每一个奥运国家都予以反对的。然而，我们把奥运会整个儿塞到政治里，还贼喊捉贼地说“奥运非政治化”。北京官员，包括火炬传递路线上的地方主要官员，肯定把今年的奥运当作了最重要的政治。

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项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伟大能力，可以将任何自然的东西都充分“戏化”，即变成一场戏。看看《体育画报》对本溪迎火炬的报道——这是一座被火炬“晃点”的城市：

2007年4月26日晚，时年39岁的姚革看电视里播新闻——北京奥运火炬揭开面纱，传递路线也同时发布。播音员宣读境内113个传递城市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姚革颇为意外地听到一个名字：本溪。

本溪是他的故乡，但他从没想过它会成为火炬传递城市。与姚革一样，本溪市的100多万市民大多也经历了惊异－怀疑－兴奋的过程。

本溪是辽宁东部山区的中等城市，一座日渐没落的老工业基地，知名度不高，没诞生过什么革命家，也没产生过耀眼的运动明星（冬奥会银牌得主李妮娜算是最知名的一位了）。

按既定线路，火炬将在一日之内连续传递本溪、辽阳、鞍山三市。三座城市距离很近，人们还是不免猜测，本溪和辽阳的入选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无论如何，争取到火炬传递机会可以被看做本溪从未有过的荣耀一刻。而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想法是，借助火炬传递为本溪做一次“免费的形象广告”，真是太超值了。

巨大的兴奋之后，艰苦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对于这座人力、财力有限的城市而言，“举全市之力迎接火炬”的说法，并不夸张。尤其是随着火炬传递的安保压力越来越大，本溪市的安保之弦也越拉越紧，仿佛要经过这座城市的不是祥云火炬，而是敌对国的装甲车。

火炬传递线路几经斟酌，最终决定绕开所有繁华地带，安排在滨河路从体育馆到殡仪馆一段，这里不仅人少，路边的建筑都少，容易控制。

全市所有的网吧、按摩、洗浴、娱乐场所都接到通知，只能经营到晚上11点半之前。这些基本靠夜晚做生意的店家门前，很快出现了大量的变卖、转让的广告。

火炬传递起点旁的鹏程园社区，有近百住户临街，他们的门最初被敲响，是因为政府要借用他们的阳台，贴上中国国旗与奥运五环并列的招贴画。几十幅整齐排列的图案，为的是展示本溪人“对奥运圣火的热情”。

敲门声不是只响这一次，而是时常响起。警察、街道干部经常要来做工作，确定房间的固定住户，登记备案，而且被告知火炬传递时既不许家中无人，又不许开窗，不许在窗前观望、走动。作为某种精神补偿，每户会收到一个西瓜。

不仅如此，在6月下旬、7月初的两次演习和正式传递的时候，每个沿线住户家都会安排一名警察或政府工作人员入户值守，以防意外事件。

入户是一个让人为难的任务。值守人员敲一家沿线住户的房门，敲了几次都没人答应，最终他们动用某种技术手段开了门，见到的竟是屋内一双愤怒的眼睛：“你们凭什么闯进我家？”值守人员也很生气：你凭什么不配合政府的工作，难道心里有鬼？把他带走，接受审查。结果，那位拒绝合作的住户被关了几天。

另一强硬的住户运气好一些，他们大声斥责擅入民宅于法无据，值守人员自觉理亏，无奈地离开了。

一位女警察早晨4点就到了——实在是太早了。她负责“照看”的老夫妻有抵触情绪，拒绝开门。女警察就在门口站着，看外面天光渐亮。后来，老夫妻竟有些过意不去，给她拿出一只小板凳。

火炬手张学锋熟识的一位警察，任务是值守路边建筑物的屋顶。“他在上面站了一晚上，真不容易。”

这座城市的神经好像从未紧张到如此程度，一位姓王的警察告诉我：“我们都快被逼疯了。”

其他工作人员同样要作出牺牲。一位记者这些天患了严重的痛风，脚都不敢穿鞋，走路要一点一点蹭，但是很抱歉，演习的时候还是要去，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既然报完名了，就无法更换了。

15岁的婷婷6月底刚参加完中考，有点重回人间的意思，她突然想起这城市要经历一个大事件，“太好了，我可以去看火炬传递了。”欣喜之情只持续了一秒钟，父亲告诉她，普通市民不允许去现场。像其他普通市民一样，小姑娘觉得自己的热情被晃点了。

围观群众确实不是随便当的，他们都来自全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每位观众都经过政审，配发专门的证件。

法院的多数员工都要担任观众，演习那天他们运气稍好，被要求早晨5点半到位，一直面带喜悦地站到10点。不许带打火机，也不许带饮用水。

除了巨大热情，本溪为火炬传递投入了多少？财政局官员透露的数字是，5000万。当然，这仅仅是市财政的看得见的投入。

 
结果怎么样呢？

7月14日上午9点半，在姚革经营的复印社门前，几名城管干部要求复印社把贴在玻璃上的不干胶广告撕掉，因为奥运火种要经过这里。“火炬都不传本溪了，你不知道？”姚革反问。因为被三星选为鞍山站的奥运火炬手，姚革的消息相对灵通。

7月14日上午10点半，本溪体育馆门前，几名工人正在拆卸刚刚搭起的舞台，他们先于普通市民得知，火炬可能不来了。

来自省里的消息在一天前已开始内部传达：取消火炬在本溪和辽阳的传递，集中力量保证鞍山的安全传递。

整个本溪都被晃点了。

张学锋是本溪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副校长，按计划，他的学校将选派750名学生去为火炬传递做观众。“怎么和这些满怀热情的孩子解释，是让我为难的事情。”

学生的失望之情可以理解，不过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市民，都很高兴火炬绕过了本溪，这其中包括警察和观众们。“终于不用折腾了。”大家松了一口气。

2007年4月26日之后，这座城市的人们再一次因为火炬的事情而开心。

 
“戏化”的工程中，“导演”们安排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情节：火炬传递需要彩排，这应当是中国人的首创，可不可以排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城市建筑工程停工，民工被劝返归乡，各类小型餐厅、歌舞厅、茶楼、洗浴等娱乐场所和小摊点被关停，小广告一夜之间无影无踪，沿途所有建筑粉刷一新。传递的那一天，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接近，路边所谓的观众，全是有组织的、经过政审，皆为警察和化装的公务员，以及小学生、中学生，某些效益很好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每个人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政治面貌等都详细登记在案。这些被招呼起来的队伍，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集合，有一系列的“不准”，诸如不准穿深色上衣，不准戴墨镜，不准戴帽子，不准打伞，不准带孩子，不准带饮料类瓶子，还有——不准请假。

火炬到了哪个城市，哪个城市的这一天就要乱了。各城市首先煞费苦心地选择路线，如昆明在那个很大的世博园里一圈、两圈地兜圈子，辽宁则把传递带到了“荒无人烟”的郊外风景区。而一旦选好了线路，如本溪的故事所示，当地政府，警察，群众等等，几乎所有人都要把神经提高到快要崩溃的高度。众多城市的警戒气氛与火炬途经那些充满藏独、人权示威者的西方国家相比，不遑多让。传递沿途全部用钢管封闭起来，有多层警戒圈，青岛市公安局就调集了公安民警、武警、保安、城管等力量组成庞大的现场安保队伍。无数道封锁线不可逾越，进出甚至需要口令，一些网民形容为“连苍蝇蚊子都飞不进去”，“马路传递的那天鸟都飞不过去”，“连鸟粪都掉不进来”。普通市民盼了多少天，买了国旗、头带、文化衫，准备一睹火炬传递的精彩场面，但是他们满腔的参与热情被浇灭，只有自我解嘲说：“想开点吧，考个雅思出国，2012年去伦敦街头看吧。”（可惜的是，被这次北京奥运会吓得不轻，伦敦到时搞不搞火炬传递，还是个未知数。）

一所城市好几百火炬手，几十米一个棒位，到一个棒点就放下一人，人们戏称“下蛋”。每站都有特色节目表演，这种表演一度为地震募捐所代替，但很快恢复。这种表演证明了，火炬传递是一场很好笑的show。请看《齐鲁周刊》对火炬在山东传递的描绘：

今天，奥林匹克圣火来到山东，奥林匹克精神握手齐鲁儒家思想。

不再是正襟危坐的拘谨，不再是“之乎者也”的古旧，不再是“孔孟之道”谦谦君子的传统印象，而是弯弓射大雕的英气，向火炬致敬的军礼，手握火炬打出几招刚柔并济的螳螂拳，单膝跪地亲吻火炬，冲着镜头露出俏皮的微笑……

 
火炬传递成了政府自己做的一个秀，自己演，观众也是自己。支撑这“形体之大”与“组织之大”的“盛况”的，一是“钱海战术”，二是“人海战术”。政府用行政化的方式，一面大把花纳税人的钱“搭台”，一面一纸通知将万千群众唤来当“道具”，说白了就是自己要“唱戏”。人少了怕丢人，人多了怕闹事。火炬像烫手的山芋，各地官员即渴望火炬的到来，又惧怕火炬的来临，典型的 “又要面子，又怕出事”。不可否认，会有人试图破坏火炬传递。但是，如果你如此如临大敌，完全可以取消传递，何必劳民伤财？有谁能告诉纳税人，这些“政治账”、“脸面账”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考虑到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成本，本届奥运会似乎铁定变成“史上最昂贵奥运”。

所谓“圣火”，何圣之有？英文的“torch relay”，不知怎么在中国人这里就成了“圣火传递”。一个人工操作的大打火机，一堆化学燃料制造出的火焰，它有多大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它神圣，看官可知奥运火炬传递仪式同纳粹柏林奥运会的渊源？

中国人从来不乏神圣情结，神圣与专制如影随形：帝王越神圣，臣民越卑微；主义越神圣，脑袋越奴性；制度越神圣，个人越无力。凡是被神圣化的事物，如果它践踏了我们，都需要“去圣”。“和谐之旅”已然变成了一场大戏，对外人，中国以一个既不自信，又急于炫耀的暴发户的形象登场，既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却又不懂得尊重别人；对国人，真实的快乐和公民的参与被政府好大喜功的独角戏所扼杀，以至于艾未未提出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是否可能真正激起全民的快乐和欢庆？”

不知方今之世还有哪个民族，存在这种令人心碎的红色幽默

4月27日中国留学生陈默追打韩国示威者，并施展“佛山无影脚”的一幕，被韩国媒体用作为头版的经典照片。

4月28日一早，有网友在天涯社区转载了陈默的那一踢，不妨看看主帖和随后的跟贴，以见识一下“泱泱中华好儿女”的“气概”：

[新闻]韩国首尔无敌飞腿……真解气！不进后悔（转载）

作者：dondoon 提交日期：2008-4-28 10:05:00

面对无休止挑衅，忍无可忍，对支持藏独的分子踢了一脚：

这一刻不是他一个人的单飞腿，这一刻13亿中华儿女灵魂附体！——这哥们，这姿势，好家伙，一看就知道是练过的，靠，提得可真是TMD的标准，解气！！！让棒子，汉奸们见识到什么是偶泱泱中华好儿女。

作者：shijun11230　回复日期：2008-4-28　10:08:47

小心全球保护动物协会找他麻烦啊……虐待畜牲是不可以的！

不过帅！顶一个！

作者：血色马爹利　回复日期：2008-4-28　10:33:22

下次再有，就直接朝下三路招呼!直接揣废了那孙子（原文如此——笔者注）

被踹的是什么人？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要被踹？非常多的中国网民不问缘由，发自肺腑地为暴力攻击不同意见者拍手叫好。集体围殴对方人员的视频，还被一些论坛高高置顶，无数网民欢声雷动。

然而，在他国首都聚众施暴无论如何都是昭彰的恶迹。中国政府不得不出来辩解。4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给中国留学生在韩国集体施暴行为定调：这是正义的学生出来维护火炬的尊严。

问：你过去经常谴责在火炬传递中参与暴力抗议的外国人，现在在韩国的中国人参与了这种暴力抗议活动，你是否也将予以谴责？

答：我们要分清事件的性质和起因，那些“藏独”破坏分子的目的是去干扰破坏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奥运火炬，这是与奥运精神、与和平、友谊、进步的理念相违背的。而中国留学生的本意是善良和友好的，他们是去欢迎奥运火炬。在遇到一些藏独分子、破坏分子进行干扰破坏时，一些正义的学生出来维护火炬的尊严，不让火炬受到玷污。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可能是由于他们有些人的行为有些过激、情绪有些激动，才发生了一些冲突。所以我们应该分清事件的真实本质区别。

4月30日，著名爱国小报《环球时报》收到亲历该“围攻现场”的一位华人良易的电子邮件，称事件的源头是韩国人在现场对华人的挑衅和暴力行为。一位网友在环球网留言说，华人很少会先动手打人，肯定是被侮辱后才还手的。

随后，陈默以违反集会示威法被韩国警方逮捕，他交代说：“同3至4名中国留学生一起施暴。”“看到抵制奥运会的集会，一时冲动投掷了石块。”然则，很快就有人称，“内部人士透露陈默被韩国警察威胁，被迫承认‘罪行’”。鉴于陈默认罪态度良好，韩国法庭最终驳回了警方的刑拘请求；但与此同时，网上开始广泛流传一个帖子，称陈默被以伤害韩国民族自尊心为由判处监禁十年。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条假新闻：哪国法律里有伤害民族自尊心这条罪？更有哪一国会刚捕获犯罪嫌疑人就判决，连法庭的程序都不走？

这就是一个法律社会和一个流氓社会的区别：对与己有不同政见的人实施暴力，剥夺别人说话的自由；不作任何思考就偏听偏信，动辄认定同胞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其中，还有人利用网友的激愤心态，把水搅混，将中韩关系人为地导向对立面。凡此种种，无不在向世界大声昭告，“中国是一个不可理喻、难以沟通的国度，中国人是一群难以相处、不易沟通、不能心平气和探讨问题、不能求同存异互相包容的人。”做出如此行为的“爱青”们，不是“爱国贼”是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陈默也就在法制国家才敢飞起他的无影脚，要是换个流氓国家，他恐怕会被别人的无影脚踹死。

陈默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暴力土壤上结出的暴戾之果。中国千年的小脚崇拜，在几十年狼性文化的熏陶下，已然进化为“大脚膜拜”。如果你还不信，请看以“YY强国”为宗旨的报和坛的新一轮“捧臭脚”运动：

7月22日，环球时报·环球网对“踹扁老伯”的独家电话采访中，踹了陈水扁屁股的苏安生也做起了十几亿中华儿女的代表：

“陈水扁奉行‘台独’路线，不管是台湾人民还是大陆人民都对扁政府的做法太愤怒了！他完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我觉得，我是代表十几亿中华同胞给陈水扁一脚的。”

这么好的新闻不可没有评论。同一天，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发表署名“李晶”的文章《“国脚”赞！》：

看到环球独家报道“苏安生: 我是代表十几亿中国人踹陈水扁”，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我们最需要这样的真正的“国脚”！什么是国脚，就是该出脚时就出脚！

中国足球阴盛阳衰，最需要这样的“国脚”！

想起原中国男足外籍教练说教导下属如何“爱国”，这句话出自老外之口，没看见那些人脸红过，这些人脸上也欠苏先生的“轻轻”“一脚！”

苏先生说“踹的时候，脑子很空白。”----这是何等的“天人合一”境界呀！

不过考虑到苏安生的年纪（64岁），从经验上来说绝对可以做我们的男足教练。任何技术和阵法在临门一脚时都是虚的，该出脚时就出脚，就那么“轻轻”的“一脚”！应该邀请苏安生做中国男足总教练……

我的第二个感觉就是应该特别邀请苏先生参加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哪个敢捣乱，也还其“一脚！”

想起我们的金晶坐在轮椅上用生命护卫奥运圣火，我就恨不得就是帮推轮椅那个人，要是我在场，我会飞起一脚踹向歹徒！当然，我想苏安生先生更会这样的！

现在火炬传递最后时间不多了，我要是一个已定但是还未传递的人，就一定会把这个机会隆重转给苏先生！我要是有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门票一张，也会隆重转给苏先生！

要是有两张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门票，我就和苏先生一起去看，假如苏太太同意。如果苏太太愿意来，我非常乐于把票相送！

有人可能会说这太政治化了，怎么不提“受害”的陈水扁？我要问，陈水扁小家子气导致奥运火炬在岛内不能传递，导致团团圆圆不能正式入住洞房，有多少两岸人民受害多少华夏子孙多少孩子伤心？！

历史丑角陈水扁已然下台不值一提，但是这一“踢”绝对精彩！绝对漂亮！这是我中华民族进入公元21世纪以来最辉煌的一脚！

我要由衷的赞美你呀，“国脚”主人苏安生，先生您的脚是真正的“国脚”！

这一脚，踹开了历史绊脚石，这一脚，踢开了沉寂的闷热的天，踢开了未来中华民族腾飞之天门！应该为这一脚立碑！应该为“国脚”主人苏安生树传！

我要是那采访的记者，我会问苏先生：当时用的是左脚还是右脚？以前踢过球没有？习惯上用哪只脚，穿的什么鞋，这个爽劲是否和踢球进门一样？有老外忽悠带面具参加比赛，是不是因为怕自己口臭影响对方而违反了奥运公平竞争精神？……等等

我要是那采访的记者，我会对苏先生说：您的这一脚胜过千万个俯卧撑！我们不需要俯卧撑！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痛快淋漓的一脚！您是无数历史英雄江湖好汉的化身，您继承了无数英雄好汉的灵魂！您的这一脚已经不属于您了，而属于所有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最后，让我们记住这一脚的发明人，台湾民间团体“中华爱国同心会”会员，今年64岁的老先生苏安生！

我们都是苏安生！我们都是中华爱国同心人！我们都是中国人！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这一脚已经记录在人类伟大而豪迈的历史发明册里，这是踢动地球的一脚，这是踢向现在和未来一切恶势力的一脚！谁要是侵权，我们就替您找谁算帐！

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无远弗届，不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愿意挺身而出代表十几亿中国人。但是，他们代表的，其实只是一些“殃殃”中国人。这些“捧脚派”幻想，祖国最好强大到所有的受害人都在辉煌的五星红旗之前与豪迈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索索发抖，一任“国脚”们欺凌蹂躏。这就是他们的强国梦？

如果真有这样的梦，我与他们同床而异梦。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

北京奥组委安全官员刘绍武7月23日宣布，北京奥运期间，开辟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为示威区，供“全世界”抗议者使用。

这是中国共产党主政60年来，首次在城市市区内划出示威区让抗议者发出声音。

中国虽有游行示威的有关法规，但游行示威向来敏感，群众谈之色变，政府避之不及。此次“海德公园”突现北京，颇有些“惊艳”的味道。

海外媒体赞扬者有之，但更多持狐疑态度。美联社援引西方人权活动分子的话，批评中国此举“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而日本NHK电视台认为，“允许示威活动的真正目的是化解外界批评，避免奥运会受到抵制。”英国《卫报》则称“这种限制为镇压在抗议区外的活动找合法性”。

知名法学教授贺卫方也不以为然，他说，这种设立示威区的做法，是做秀。当局真有心让人们自由表达诉求，“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开奥运再做？”

我要说，这些评论差矣。纵然是做秀，是表面文章，在北京开辟示威区也独具意义。原因无他，我国人民太需要一种示威的“启蒙”了。

自1949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培养过良好的示威文化（过往的那些抗议美帝、苏修的游行存之不论）。这在闭关锁国、千人一腔的时代还不足畏，但在开放而多元的“全球村”中就完全成了劣势。

在奥运圣火于国外传递时，这种劣势完完全全地暴露于世人面前。最突出的是韩国。韩国首尔在圣火传递过程中，爆发涉及中国留学生的暴力冲突，《韩国时报》大字标题称，这一冲突“已点燃韩国人的反华情绪”。《朝鲜日报》也发表题为“中国群众怎能在他国首都制造骚乱？”的社论，严厉质问：“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市中心成群聚集在一起并拳打脚踢？”

在国内，由于举行游行集会的门槛过高，多数留学生从出生到出国都未曾参与过此类活动；而他们的对手长居海外，对示威司空见惯，现场经验要老到得多。韩国有着全球闻名的示威文化，训练有素的职业示威组织者专门策划如何在示威中制胜。一些反对奥运的团体先用过激语言和行动挑衅学生，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一时不能控制情绪，出现过激行为，其实恰好落入圈套。这种肾上腺素突然奔涌造成的恶果，至少在两个方面遂了反对者的愿：一是令中国政府陷入尴尬，二是给他国人民留下恶劣的印象。

对比一下两个同样年轻的群体就可以知道，掌不掌握示威文化会带来迥然不同的公关结局：

4月27号，奥运圣火在韩国首尔传递，一位留学生在博客中写道：“因为前面的巴黎和某些国家都有反华势力已经让我们国家出丑，所以在韩国的中国学生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准备和反华势力大干一场，和平年代，惟独此刻才能让我们体会到乱世的激情。”这种四溢的“激情”演化出了陈默的“佛山无影脚”，结果令中韩关系几乎陷入1992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另一方面，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由西藏学生会为了让示威可以登上媒体版面，学生会成员每年要在行动营里学习四次，每次为期一个星期。参加者反复练习如何筹组抗议活动，如何和警察周旋，并且接受诸如绳索垂降、街头行动剧等等训练，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奥运这个“将西藏人民推到国际镁光灯下的绝佳机会”。最终，手中拥有庞大资源的中方与人单势薄的支持西藏团体较量，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是时候了，我们该训练中国的年轻人学会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理性表达意见了。否则，将会给中国的形象、尊严乃至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就在刘绍武透露“奥林匹克游行示威公园”的同一天，法国著名话剧导演艾莲娜·穆施金（Ariane Mnouchkine）拍摄了三个短片放在YouTube上，请演员表演在奥运期间发生示威的三种假设情况，包括一个长得有点像达赖喇嘛的人举起写着“我们要人权”的白布，中国公安人员和保安人员一拥而上堵他的嘴，以及在萨科齐面前的跑道上，一名“自由西藏”示威者被开枪打死的情节。

艾莲娜·穆施金做得比莎朗·斯通可过分多了，不知中国网民又将如何向她倾泻愤怒。然而，这些小制作深刻地刺中了中国缺乏示威文化的软肋。如果那些怀有不同价值观的外国人在北京的街头扯出横幅，老百姓怒了，涌上去施以老拳乃至“无影脚”，那么，这种无谓的“大汉天威”给中国带来的困难，将不知伊于胡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欢呼示威区的出现，期待一堂生动的民主课，即使出现些许意外也应当承受。毕竟，我们是个大孩子了，初入国际社交场，要学会脸皮厚一点。

我们更盼望，示威区在奥运会后仍然能长久保留。更好的是，把人民集会游行的活动，由“申请制”改为“报备制”——集会游行前只需事前告知警方即可，不需其核准，但如果在集会游行中有违法行为，则在事后加以追惩——从而让和平集会和游行示威这项普世性的公民权利、也是我们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在中国得到切实的落实。

把外部专家的先进思路和内部海尔人的拼搏精神融合起来，最终带出来一个有竞争力的员工队伍

胡泳：在人才使用上，海尔现在有一个“1+1+N”的模式，您的这个思路是怎么出来的，它的目标是什么？

张瑞敏：实际上从大的视角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视角。过去我们这个文化当中拒绝空降兵，完全是自己培养。在你创业的时候，在你小的时候，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文化都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到现在的程度下，这个文化就有问题了。

“外1”是外部专家，“内1”是原来内部干部，“N”是员工团队，“1+1+N”既不是只找“空降兵”，把内部的人搁置一边，也不是关起门来只用内部人才；而是，把外部专家的先进思路和内部海尔人的拼搏精神融合起来，最终带出来一个有竞争力的员工队伍。

比如我们内部干得好的干部，也要请一个“外1”，为什么呢？就算你是最好，也不会是全世界最好。如果请进的人和你差不多，但是他的思路也和你不一样，这样会产生脑力激荡，何况在一些专业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请的“外1”里很多是有国际大公司或者是有全球化工作背景的人，他们会带进很多新的观点。

可以这样说“外1”是老师，能带给我们全球化阶段的全球化视野，带给我们精湛的全球化素质，但从哲学的角度看，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同样，“外1”只有通过“内1”才能起作用。

胡泳：这个和空降兵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

张瑞敏：空降兵的做法是指新人才进入企业后，工作就完全交给你了，完全靠你来做。这马上形成在位者的抵触情绪：我可能不如你，但就算你是强龙，我也要充当地头蛇。现在我们看每一个进来的人，不仅仅看你有没有这个资历，不仅仅是看你来了之后能不能做这个工作，更多是看文化上的认同，这个认同倒不是说很多的具体做法，就是一条，认同不认同共同把海尔打造成世界名牌。

胡泳：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海尔为了自身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需要，大规模引进人才的一种做法？

张瑞敏：历经23年的发展，海尔已经有了国际化大规模的框架，但缺少与这一规模相匹配的组织、流程和人才构架。应该说它是为了实现海尔打造世界名牌的目标，在人的再造方面所走的路径，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也可以说是一种思路。

胡泳：具体的模式呢？比如说以某个业务单元为例，你引入的“外1”、“内1”最终是怎么融合，他们怎么工作，最终“外1”的归属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张瑞敏：比如信息化这块，陈广乾原来是惠普的顾问，现在已经加盟海尔，是我们的首席信息官，和我们原先这块工作的负责人一起工作，现在工作得很好。大家的目标是一个，就是打造世界上信息化第一的信息系统，所以他俩协调得很好。在同样的前提下，又看我们现在还缺多少资源，再引进一部分资源。但这个模式不光是吸引外面的人才，它把内部的人也能带起来。我们内部的人过去也不是人人都出类拔萃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被整体氛围带起来了。

胡泳：如果按照通常的做法，随着集团的发展壮大，一些人原来的能力不能满足集团的需要了，这时候很多企业就是直接请人来管，就是所谓的空降兵，等于替代原来能力不够的干部。但是我看您的做法，对原来的人还予以极大的表扬和鼓励，因为他们引进了特别好的人。

张瑞敏：这就是“1+1+N”和空降兵的不同处。我觉得你不行，现在我不给你找“外1”，我只要求你工作的目标，你可以判断现在自己的水平。这两者的差距是巨大的，差距有很多原因，第一位是人。如果你到时候搞不好，我来找“外1”，但你就不要在这儿干了，所以还不如你自己去找。

所以我们的“外1”都是干部自己找的。我需要的不是找一个人来，那就简单化、绝对化了。不是说“外1”一定是最好的，“内1”一定不好，不是这个概念，“内1”可能是好的，但是由于受到能力的限制，或者由于太封闭了而做不好手头的工作，再来一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呢？“1+1+N”，把N去掉，至少是1+1>2。很多空降兵，空降来了又空降走了，甚至拖了很多人走了，甚至整群人走掉的也很多，我们不太想出现这种局面。

胡泳：像信息化工作的情况，陈广乾先是作为“外1”请进来的，现在变成集团的CIO，相对来讲，等于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反过来说，在本部长和事业部长层面，其实“外1”跟“内1”的融合是很难的事情。你避免了空降兵的弊端，但是企业的成本也会加大。

张瑞敏：其实“1+1+N”到最后必须是融合的，如果不能融合也不行。成本肯定是大，只能以投入产出来算。如果按绝对值肯定是大。我们现在想的也是在探索之中的事，能不能一定能行呢？还很难说。

卓越运营

海尔的卓越运营，即建立从目标到目标、从用户到用户的端到端的卓越流程，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最简便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可靠的产品或服务。

胡泳：您现在特别强调卓越的运营，或者是卓越的商业模式，这是怎么定义的，对于海尔来讲卓越又意味着什么？

张瑞敏：世界上的公司做战略定位各有不同，过去是波特的理论，成本领先、差异化什么的，现在从另外的角度还是三种定位，一种还是以成本为主，再一种是技术领先，还有一种是卓越运营。这三种里面，根据现在市场的变化和流程的再造，我们选的是卓越运营，或者说，就是以商业模式的创新为主。

胡泳：您怎么定义海尔的商业模式？

张瑞敏：海尔的卓越运营，即建立从目标到目标、从用户到用户的端到端的卓越流程，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最简便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可靠的产品或服务。像我们的技术主要是根据市场用户的需求所开发的，不是那种垄断性的技术，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在市场上，比竞争对手更快给用户提供更满意的产品，或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在这其中，就是应用信息化技术，能够做到在第一时间提供用户最想要的东西，简单说就是这么一个事。

所以内部来讲，就是如何做好信息化系统；从外部来讲，就是怎么样了解到用户的需求，根据这种需求创造比别人更快的一种商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