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即净土

     前天，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这是中国环保领域的第一部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潘岳对公众的理解是：“所谓公众，指的是政府为之服务的主体群众；所谓公众参与，指的是群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权利。”
     公众参与环保决策的典型案例是去年4月的圆明园听证会。对那次会议，有人说是炒作，有人觉得意义重大。各有各的说法，自然也各有各的理由。我觉得，这无论如何，总算是为公众开了一个门，不算坏事。但类似听证会究竟最终效果如何，大多数公众则不能掌控，因为毕竟这机会是有关部门赐给的。
     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热心于环保，倒不如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由此，我想起最近接触到的两个外国人。
     一个人叫保罗·柯尔曼，为了环保而徒步全球的英国人。据说，从1992年巴西地球环境首脑会议时，由加拿大出发，进行历时两年的徒步植树活动开始，这位51岁的英国老头“一走而不可收拾”，从欧洲到非洲，从旧金山到萨拉热窝，从富士山到广岛、长崎，这些年来，他已经徒步42490公里，访问了37个国家和地区。他还发誓，有生之年，要在全球种下1亿棵树。
     柯尔曼令我联想起阿甘。在电影《阿甘正传》里，当阿甘找不到生活答案时，他选择了跑步。横穿美国大陆的阿甘并不期待跑步能帮他寻找到答案，只是他需要跑步这一他非常熟悉的方式作为生活的载体或者说生活的全部，有没有更像答案的答案都没关系。所以，在阿甘跑步过程中，许多人问他为什么要跑，阿甘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沉默，因为他本来就是为跑而跑，没什么更多目的。
     与阿甘不同的是，柯尔曼的目的很明确。
     这家伙为什么选择了环保，选择这种方式？
     据其貌不扬的柯尔曼自己说，他20世纪70年代曾经当过船员，而船上倾倒垃圾的规矩就是直接倒入大海，为此，柯尔曼感到很不舒服。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大多数船上倾倒垃圾的规矩仍然没有任何变化。不过，柯尔曼变了，“我正是从那一段工作经历中萌发了要为环保做点事情的想法。”
     另据采访过柯尔曼的媒体报道，在开始徒步之前，柯尔曼是个在英国曼彻斯特为贵族开车的司机，“长期开车在野外奔波，他目睹了环境开始恶化的迹象，树木由于受污染而大面积枯死。”
     “突然有一天，我感觉自己应该主动去做些什么。”柯尔曼说，“我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小人物同样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环保做出贡献。”
     另一个人叫艾娃，德国女博士，在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料研究中心工作。她来中国工作已经近6年了，而更早时的1986年到1989年，在北京学习过。
     令作为中国人的我有些莫明其妙的是，10几年前起，艾娃就对北京水资源问题情有独钟。从1992年开始收集资料，在导师指导下，准备写她的题为《北京：城市发展与水利》的博士论文。为了能找到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她不厌其烦，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为此，论文迟迟动不了笔，她导师开玩笑说，“你再不动手，不等你的论文写好，北京就没水了！”
     前天，我看到艾娃的那篇论文了，其实是厚厚的一本书，德文的，看不懂，要是中文的，估计得有50万字。翻着那本书，看着那上面一个个精心制作的表格、图片，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以想像，她这德文书对于中国人的价值未必很大，倒不全是语言关系，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艾娃能收集到的资料毕竟有限，对北京的情况也不可能有多熟悉。而德国呢，怕也未必需要借鉴北京的水资源管理经验。如果这假设成立，艾娃倒有点像阿甘了，只为过程，不重目的，不求结果。
     但是，无论如何，艾娃还是从她个人角度为中国的环保做出了贡献，她在中国到处调研、演讲，宣传水资源及环境保护，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像柯尔曼一样，积极而谦卑地活着。
     积极而谦卑，正是一种好的生活态度。
     其实，真想为环保做贡献，倒也还不至于要环球植树，或者写博士论文，只要少扔一个电池，少用点水，少吃点肉，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买一双皮鞋，少用点洗衣粉……，也就可以了。这些同样积极，也同样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