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曾经是群艺馆的工作人员。退休后落实不了养老金，十几年的病靠在农村挖蜈蚣吃来治。

他现在深圳打工，拼命挣钱，买了122平米的房子给爸妈住，生活比以往好多了，但是今年，他父亲忽然写了封信给新任的女市长，希望能解决退休金的问题。

他说爸，又不是我们不给您钱花，老人家一笑，那笑他说无法形容，但他明白------，

“我们给他的一万块钱，不如政府给他的一块钱-----那是对他一生工作的总结与认可。”

市长说让他父亲留下电话。老人没留，说考虑市长忙。“能关心就够了”

他带着身患癌症的父亲，推着无法行走的母亲来到天安门广场，老父亲在毛主席纪念堂前献了一束花，深深鞠躬，哭了。

他深深触动。“那是他们的情感和意义，是他们一生的岁月”

回来后，三十五的儿子写了封信给市长，说“我知道您刚上任，中央太遥远，省里要解决的事又太多，还有那么多无助的农民要活命，现在是改革攻坚阶段，我也不会影响大局，他们也该知足，我也会尽量做稳定的工作和绝对的敬孝”

但是他说怕父亲的病过不了下一个春天，在信里，他对市长说“如果市财政困难，我能不能把钱寄到市政府，麻烦你们再寄给老人，让他离开人世间没有遗憾？”

写信的人叫邓梅殊，湖北松滋人。

在信的最后，他说他“别无他意”，只是在睡不着的凌晨，想把这些心底的话写在留言里，跟一个人说一说。

博客里有人说“看柴静的文字5分钟，看大家的留言50分钟”

我看了很安慰。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少和陌生人交谈。但是在这里，只要你有耐心，就会听到，那么多的人：五十多岁身患重病还在耕田养家的农妇，为医疗制度改革写下万言的年青人，领不到工资还是留在孩子身边的教师-------他们在这里开口说话，用最简单的方式，用即使在艰辛的遭遇中也从不改变的正直与纯洁。

　　———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我们站在安瑞花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的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像个虚墟。十几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密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儿。

　　她从不反抗，直到孩子受到威胁。

　　她杀了他。二十七刀。

　　到现场的警察说死者眼睛睁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是风声吧，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二

　　两年前，我在《东方时空》的时候，一直想做这个题。留着一份法学会的报告，第137页的右下角注解中有一个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的暴力杀人的女性重刑犯中，因家庭暴力杀夫的占到60%。

　　一直没有机会做。

　　“杀人这种东西是有基因的，跟家庭暴力没什么关系”开论证会的时候小宏说。

　　王剑锋说，“要是我，他妈的趁他睡的时候，拿壶开水一浇，准保好。”

　　温和一点的人说“太常规了，这个问题，太多报道了，这已经不是社会主流人群关心的问题了。要不做做什么冷暴力的”。

　　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夫妻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可能也就是冷漠。

　　但是，再来看看———内蒙古女监，这个数字是70%，还有辽宁，河南，河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死去的男人。还有活着的女人，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婚姻，这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会给人和人之间带来最残酷的伤害？

　　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是的。

　　爱伦堡说，“石头就放在那儿，作家的任务不仅要让人知道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触摸到人的心灵，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灵。

　　三

　　正月里，在访豆小花她妈的时候，老太太情绪激动，一再问我，“你能不能让我的女儿回来？”

　　我蹲在那儿看着她无法作答，心想再让她按这样表达一两句就可以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激动，电光石火间，我想起她给我看过她的药，“您别激动了，心脏不好。”

　　语音未落，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

　　众人乱做一团，我止住那些想抬她的人，从她口袋里找出速效救心丸，放了五粒在她嘴里。

　　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体，心想她已经死了。

　　(我将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把人采死的记者，天啊。)

　　抬头一看，没有人性的李季和李宏卫啊，还在拍和录呢。

　　幸好过了五分钟，她缓过来了，被扶进了屋里。

　　要命啊。

　　可是，她的孙女很冷静。

　　“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

　　“去找邻居。”十三岁的小女孩说。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这样老老少少的人。

　　老年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等着死去。孩子们从来不和外人接触，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连去一趟监狱看妈妈的钱都没有。

　　但是他们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

　　安瑞花的女儿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

　　她的哥哥十九岁，出事后就离开家，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儿，吃什么。

　　他的将来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没有完，完不了。

　　四

　　从《双城的创伤》、《心灵的成长》、《网瘾少年》到《女子监区调查》，再到这期的青少年犯罪的节目，我一直想知道，在中国社会里，家庭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对于道德和爱的理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人的影响下形成的？

　　都是些让人心颤抖的发现。

　　因为是家庭，丈夫可以残害妻子，父亲可以十年来不跟儿子说一句话。母亲可以用对前夫的方式羞辱自己的女儿。可以对服毒被救的孩子说“你怎么不死了让我省心？”可以在一个孩子十一岁离家出走之后，把他的东西全都扔掉，再也没有找过他。可以因为孩子上网成瘾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关起来。可以教会儿子抽烟喝酒仇恨别人…

　　在一个被叫做“家”的房屋里，人，可以被允许这样去对待另一个人。

　　就因为那个人是自己的妻子，丈夫或是孩子。

　　没人会知道这个房屋里发生了什么，只需要房门轻轻地滑上。

　　“咔嗒”一声。

　　所有的尖叫，在远远的外面听上去只像是风的声音。

　　……

　　可是这个家庭中的孩子也会长大，每天跟你在大街上擦肩而过，也许他成了准备拿着枪去抢动的郭海宾，也许成了一个抑郁的，靠吃东西来排解内心烦恼的宋禹。也许成了你的同事，领导，也许成了你爱的那个人…也许…也许就变成了我，和你。

　　在这个家庭里看到和学习到的一切，也许在有一天，会让人变成小时候最痛恨和反对的人。

　　到那个时候，谁是强权者，谁是对别人说“你闭嘴”的人？谁在伤害别人时感到快意？谁是沉默的那一个？无助者向谁哭叫？

　　人内心的真相，也许狰狞不输于任何体制，任何意识形态。

　　但是你却不可能去问，谁的错？谁的监管？谁的责任？

　　对一个记者来说，通往人心之处，也许是最艰难的一种历险。

　　五

　　我很喜欢美国一个恐怖小说的作家斯蒂芬·金。

　　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作家，但他总是埋头在他的屋子里不断地写，不断地。

　　“一个故事好像总在向你喊叫”他说“直到你把它写出来。”

　　说出来一个故事，也许你就获得短暂的安宁。

　　但是在《沉默的羔羊》的结尾，那个吃人狂老霍普金斯在出逃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年轻的女警探。

　　“要获得神圣的宁静，你得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取。”

　　他继续写道“因为鞭策人前进的是困苦，看到困苦，困苦就不会有尽头，永远也不会有尽头。”

　　———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我们站在安瑞花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的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像个虚墟。十几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密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儿。

　　她从不反抗，直到孩子受到威胁。

　　她杀了他。二十七刀。

　　到现场的警察说死者眼睛睁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是风声吧，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二

　　两年前，我在《东方时空》的时候，一直想做这个题。留着一份法学会的报告，第137页的右下角注解中有一个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的暴力杀人的女性重刑犯中，因家庭暴力杀夫的占到60%。

　　一直没有机会做。

　　“杀人这种东西是有基因的，跟家庭暴力没什么关系”开论证会的时候小宏说。

　　王剑锋说，“要是我，他妈的趁他睡的时候，拿壶开水一浇，准保好。”

　　温和一点的人说“太常规了，这个问题，太多报道了，这已经不是社会主流人群关心的问题了。要不做做什么冷暴力的”。

　　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夫妻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可能也就是冷漠。

　　但是，再来看看———内蒙古女监，这个数字是70%，还有辽宁，河南，河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死去的男人。还有活着的女人，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婚姻，这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会给人和人之间带来最残酷的伤害？

　　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是的。

　　爱伦堡说，“石头就放在那儿，作家的任务不仅要让人知道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触摸到人的心灵，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灵。

　　三

　　正月里，在访豆小花她妈的时候，老太太情绪激动，一再问我，“你能不能让我的女儿回来？”

　　我蹲在那儿看着她无法作答，心想再让她按这样表达一两句就可以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激动，电光石火间，我想起她给我看过她的药，“您别激动了，心脏不好。”

　　语音未落，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

　　众人乱做一团，我止住那些想抬她的人，从她口袋里找出速效救心丸，放了五粒在她嘴里。

　　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体，心想她已经死了。

　　(我将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把人采死的记者，天啊。)

　　抬头一看，没有人性的李季和李宏卫啊，还在拍和录呢。

　　幸好过了五分钟，她缓过来了，被扶进了屋里。

　　要命啊。

　　可是，她的孙女很冷静。

　　“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

　　“去找邻居。”十三岁的小女孩说。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这样老老少少的人。

　　老年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等着死去。孩子们从来不和外人接触，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连去一趟监狱看妈妈的钱都没有。

　　但是他们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

　　安瑞花的女儿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

　　她的哥哥十九岁，出事后就离开家，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儿，吃什么。

　　他的将来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没有完，完不了。

　　四

　　从《双城的创伤》、《心灵的成长》、《网瘾少年》到《女子监区调查》，再到这期的青少年犯罪的节目，我一直想知道，在中国社会里，家庭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对于道德和爱的理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人的影响下形成的？

　　都是些让人心颤抖的发现。

　　因为是家庭，丈夫可以残害妻子，父亲可以十年来不跟儿子说一句话。母亲可以用对前夫的方式羞辱自己的女儿。可以对服毒被救的孩子说“你怎么不死了让我省心？”可以在一个孩子十一岁离家出走之后，把他的东西全都扔掉，再也没有找过他。可以因为孩子上网成瘾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关起来。可以教会儿子抽烟喝酒仇恨别人…

　　在一个被叫做“家”的房屋里，人，可以被允许这样去对待另一个人。

　　就因为那个人是自己的妻子，丈夫或是孩子。

　　没人会知道这个房屋里发生了什么，只需要房门轻轻地滑上。

　　“咔嗒”一声。

　　所有的尖叫，在远远的外面听上去只像是风的声音。

　　……

　　可是这个家庭中的孩子也会长大，每天跟你在大街上擦肩而过，也许他成了准备拿着枪去抢动的郭海宾，也许成了一个抑郁的，靠吃东西来排解内心烦恼的宋禹。也许成了你的同事，领导，也许成了你爱的那个人…也许…也许就变成了我，和你。

　　在这个家庭里看到和学习到的一切，也许在有一天，会让人变成小时候最痛恨和反对的人。

　　到那个时候，谁是强权者，谁是对别人说“你闭嘴”的人？谁在伤害别人时感到快意？谁是沉默的那一个？无助者向谁哭叫？

　　人内心的真相，也许狰狞不输于任何体制，任何意识形态。

　　但是你却不可能去问，谁的错？谁的监管？谁的责任？

　　对一个记者来说，通往人心之处，也许是最艰难的一种历险。

　　五

　　我很喜欢美国一个恐怖小说的作家斯蒂芬·金。

　　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作家，但他总是埋头在他的屋子里不断地写，不断地。

　　“一个故事好像总在向你喊叫”他说“直到你把它写出来。”

　　说出来一个故事，也许你就获得短暂的安宁。

　　但是在《沉默的羔羊》的结尾，那个吃人狂老霍普金斯在出逃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年轻的女警探。

　　“要获得神圣的宁静，你得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取。”

　　他继续写道“因为鞭策人前进的是困苦，看到困苦，困苦就不会有尽头，永远也不会有尽头。”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northface.（还是奥卡索？），反正走在路上一望可知是中央台摄像师。

手里攥两核桃，到哪儿都揉着。

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听他说的最多的一次是跟出租车老师傅聊天，俩人切磋，核桃能怎么按摩人手的掌面上什么商阳、后溪的穴位。怎么把三阴经和三阳经贯通。。。

一般车到站的时候，我们都趴在车里，我找我掉在前座下面的笔记本，他找他掉在后座底下的核桃。

工作拍完完，别的事绝不多说。

有天在街上等拍摄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我看了他一眼。

二

跟郭凤莲去农村座谈。那是个条件非常好的村庄。

因为去了不少代表，加上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个人，大家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放了十个果盘。男主人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书记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地看见，电视里的画面原来在现实里可以是真的。

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的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就这个时刻最羞愧。

我们跟大家说“你们是代表老百姓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先迟疑着说了一句“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你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都涌上来，说“不要大拆大建”

“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了郭凤莲的肩膀说“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

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全不似那磨得圆滑的核桃。

我楞了一下。

三

今天上午在会场，总理报告里说，单位能耗降4%的指标----这是说一年得省下一个工业大省的能源量。

我们看见山西省省长于佑军从北门出来了。山西环境欠帐600个亿，产一吨煤要用5-10吨的资源。

我跑过去，常青跟着追着。

于佑军走得真快。他不肯说。说一句话说不清。

我们跟着跑了200米。常青扛着机器，倒退着跑，没人来得及给他挡着随时会撞上的人群。于省长一个迈步，上了代表的大巴。

把门的人犹豫了一下。

“上”常青说。

于省长刚坐下，一转头看见镜头，叹口气“你下午五点来吧，我到时候跟你说。”

“可是我就想知道您刚听到报告里这个指标时候的感受”。

他说“我们订的目标比4%还高”。

我一回头，常青的胳膊正被警卫的同志扶着，我们被请下了车。

代表离场的时间很紧，我们扑来扑去，济钢的老总，克拉玛依的市委书记，无锡，承德，四川，各路人马。。。。

天安门广场面积40公顷，这台摄像机有二三十斤沉。

四

等回到组里开始录演播室部分的时候，接到电话。“薄熙来现在在辽宁团”

我们出发的时候听说他正离开会场，被一堆媒体围着。

刘鑫的伊兰特在长安街上开到140，说实话，坐在副驾驶的我，感觉如同邦女郎。

确认车上有气囊之后，常青把自己的机器抱得紧了点。

车是从人大驻地警卫脸前冲进去的，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薄部长正回答路透社的记者的问题，我走过去“我们需要拍摄的光线，您可以跟我来么？”

他看了我们一眼，说“。。。好”

 “绝大多数的伪劣产品象假酒假奶粉都销售到了农村，这怎么解决?”我问。

薄部长谈兴甚浓。一路问下去，已经三十分钟。

一天下来，我拿在手里的话筒已经沉得举不动了。

常青在我身后，周围都是人，要想机器稳定，就得用胳膊撑开扛着，用自己当三脚架。

我已经想收了。香港媒体的记者想要问中美贸易的问题。

“让她问完”薄部长指指我。

我侧了一下头，机器换成刘鑫扛着。就扛了十分钟的时间，脸已经白了。

象常青这样的人，只要还能扛动一分钟，他不会让给别人吧。

回来的路上，夕阳照着，大家聊天。

他忽然说“其实中国的事情，还是要实实在在的人去做的。”

到台西门的时候，我把手稿顺利地丢在了车上。

常青，你的核桃呢？

早几天就有文科学生留言里说“该给我们放个假，听总理的报告，不是我们不关心政治，是政治不关心我们”。

身为中国人，不管身在何方，都期待着万人空巷，守候决策者每一个声音的时刻。

………但这样的激情，是因为我们总是积蓄很久吧。

有人在留言里说“应该给温总理开个博客”。

听上去让人笑。

但我却总想起当年罗斯福总统的系列的广播节目“炉边谈话”，是如何对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产生影响，并且在重大事件中与国民沟通的。

有人说的好“在我们这样一个公众与政府普遍互动不足，信息不畅，信任不够的社会背景下。还有什么选择，比一个愿意以诚意面对面与公众交流的决策者更好？”

而象我这样一个采访记者，不仅想知道这次报告的内容，还想知道在决策之后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判断。不仅想听到一个总理对我们说未来中国去往何方，还想知道，他的勇气和笃定把握从哪儿来。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我没有证，无法到场。

不过2003年，温总理到中央电视台视察。

我们一些记者都在。

他喜爱白居易，几次引他诗句，其中一句我记得是他少年时代念诵的“一心常念桑田苦”说他喜爱象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

我站起身致谢，问他“您说新闻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我们自问有，但却常常在节目里有挫败感。您已经六十多岁了，怎么保持当年的情怀？”

他说“去年我去河北视察，没走安排好的路，看见路边有一个老农民坐在那儿，身边放着一具棺材，我下车问，他说是生了病，实在没钱，只好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了。我拿了500块钱给他，让他回家去。我说这个事情的意思，是想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要执着，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

情感，是不会写进政府报告里的东西，它不象数字和目标那样具体，但是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自己未来的希望和信念，往往来自于此。

    我在小区里采访的时候，她也坐在一边。

    “你对两会的期望是什么？”我把话筒递过去。

    她抬起头，“两会管我的婚姻么？”

    我愣了一下。“是家庭暴力么？”

    “不是”她眼圏红了。

    我把话筒伸给了其他人-------没有时间再问下去了，而且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用在节目里的答案。

    但是却是一个我忘不了的答案。

    “上小学的课本里第一课就教我们爱北京天安门，还能不能教给我们怎么去爱自己和身边的人？”有人在留言里写。

    爱？

    我们总是认为私领域的事情与国家不能相比，而且是一个不必公开谈论与求解的问题。但我们内心中最私人的那个部分，不要以为它就不是社会公共生活。

    有人说要我关心一下那只被高跟鞋踩死的猫。

    他看过那些照片，也把那些照片笑着转发给别人。

    然后在深夜的时候为自己感到恐惧“然后，我慢慢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笑，然后，我开始感到眩晕和恶心”

    他说“说保护野生植物，野生动物。。。唉，还是请首先教我们如何尊重生命，尊重人格吧，有了完整的人性，再谈别的吧”

    人大一年的议案有近千件，建议有五千多件，也许，等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有时间，坐下来，慢慢看一看，有哪些是关于我们内心的幸福。。。。

    小区的采访完了，人都走光了，摄像已经收拾了架子。

    小袁拉了我一下“还有一个”

    有个穿白羽绒服的老年人，他好象一直在角落里站着。

    我走过去。

    他就嗫嚅着说“我就想说，能不能让我儿子孝顺我？”

    我站在他面前，举着话筒，在空空荡荡的背景里，让他把话说完。